内蒙古政府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职能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是旅游发展的核心环节,内蒙古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多种多样不可复制的资源、独特的文化内涵,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内蒙古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旅游资源开发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就对政府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职能提出了更多要求。     

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策划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运用微观经济学和旅游开发理论,针对九寨沟存在的三个关键问题--门票价格、旅游产品与旅游商品的深度开发等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为九寨沟及沿线区域做优做强进言献计.     

民族旅游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初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民族地区的农村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存在着一些制约本身发展的劣势,同时,由于这些地区旅游资源的特色,为其开展旅游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本文在分析民族地区劣势、旅游资源优势、旅游特征、旅游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合理发展旅游,以促进民族地区新农村的建议。     

对民族地区建设旅游支柱产业的战略性思考

民族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美丽多姿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是极具开发潜力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振兴和繁荣的必由之路.民族地区应抓住机遇,把旅游业纳入经济腾飞的战略中,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第三产业的龙头,加强领导,加快建设,开发特色旅游资源,实施旅游精品战略,建设好旅游支柱产业.     

关于构建“318旅游经济走廊”的设想

由拉萨、日喀则、樟木镇,延伸至加德满都的318国道(中尼友谊公路),是一条贯穿西藏旅游资源最富集地区跨国的黄金旅游线,这条旅游线路的周围区域集中了西藏多处顶级旅游资源,对国内、国际游客具有突出的吸引力,而且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具备建设以旅游经济为主导的产业集群的物质基础,其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对西藏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南岭走廊社区主导型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模式探索——以勾蓝瑶寨为例

南岭走廊由费孝通先生从民族学角度提出,是积淀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贫困程度深、集中连片,但学术界对其有关旅游扶贫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以位于南岭走廊都庞岭的勾蓝瑶寨为例,采用民族学的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对勾蓝瑶寨社区主导型旅游扶贫模式进行研究,分析该模式存在的问题,探讨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社区是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是发展民族旅游的基础.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特色是民族旅游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最大"卖点".本文就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对策.     

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极限效应研究

通过对旅游效应的概念、类型以及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对目的地系统产生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分析,提出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极限值也就是旅游目的地系统与环境两方面的正效应达到最优、负效应最大限度地被抑制的临界点的观点,为如何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中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效益的最佳均衡效益提供了新的思路.     

如何发挥文物遗址在旅游经济中的作用

随着旅游业发展迅猛,文物遗址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是旅游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文物遗址的保护与旅游经济的发展二者密不可分.文章阐述了文物遗址对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充分发挥文物遗址的文化传承、振兴经济作用的对策和建议.     

广西民族旅游开发与贫困缓解

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广西民族地区缓解贫困的有效途径,但旅游扶贫功效的发挥必须保障机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社区旅游扶贫开发模式、选择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方式、协调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以及提高贫困人口人文素质,方能有利于广西民族地区贫困缓解的旅游发展战略.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清代前期红水河流域的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

红水河源自云贵高原,所流经的广大岩溶区域,环境脆弱而敏感.清代前期,随着大量人口迁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壮、彝、布依等民族杂居,从事农业与矿业开发活动,致使这一区域森林面积不断减少,上游地区的红土流失现象加剧,致使河水含沙量急剧增加,这是红水河名称得来的外在原因.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机遇.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必要性和历史、区位、资源、人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具有9种模式和3个层次,而风险主要表现在边境安全、跨境犯罪、民族宗教及生态保护等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和枢纽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当前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骆越国与南越国关系探析

骆越国雄踞于南越国的西南部.南越国对骆越国的统治是松散的,骆越国有较强的独立性,骆越国是南越国的国中之国.南越国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汉人入乡随俗,鼓励汉越通婚,对越俗革陋鼎新,吸收越人参政,允许越人自治,融洽了民族关系.骆越国在先秦时期呈现明显的骆越文化特征,但在南越国时期,由于汉越文化涵化,汉文化元素增多.     

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竞合及消解

自治州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实践形式,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随着《立法法》的修改,自治州将获得类似于地级市的地方立法权.当前自治立法权因为内容模糊、权限不明、程序不清等原因导致立法质量不高且立法效率低下,在实施中遇到重重困难;地方立法权则具有内容明确、操作灵活、权限具体等优势,稍有不慎将会影响自治立法权的顺利实施.自治州地方立法权相对于自治立法权是一把双刃剑,有必要厘清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本质上的差别,使二者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行使互不干扰.另外,还要从总体上规划自治立法权的实施条件,明确上级机关与自治机关的权限,完善自治立法权行使的各项具体制度,使自治州在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促进自治立法权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