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国学概念之辨析

从词源学上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是指国家开办的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或学问源于20世纪初。一般而言,国学是指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国学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国学与传统文化、国粹、国故等是有区别的,当今学者研究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过去的整体化：“文化”的兴起与《国故论衡》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学会若干讲义的结集。《国粹学报》与《民报》所提供的舆论空间促使他走向中心,成为一位学术上的公共人物,也是在这一时期章太炎开始较多地谈论自己的治学心得。《国故论衡》中的很多问题都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代学人的“国学常识”和他们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起点。     

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国学推荐书目在20世纪20年代的频频出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列的国学书目,以及《京报副刊》刊发的多种“青年必读书”书目(包括鲁迅交的“白卷”)的文化解读,在它们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的关联中,阐述国学推荐书目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章太炎“国粹”教育思想的独特性辨析

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国粹”教育思想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内涵与特质。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西化风潮的清醒认识和其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自觉,章太炎发出了“用国粹激荡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呐喊。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要求国人增加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开办国学讲习会所,总结和发展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并大力弘扬。可以说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历程中,章太炎起了先锋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国学的保存做出了自己特有的尝试。     

“蓟汉”解

章太炎（1869—193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初名学乘,字枚叔,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之为人,改名绛,又名炳麟,别号太炎（按：顾炎武初名绛）。他还曾用过几个笔名,“蓟汉阁主”是其中之一。1899年章太炎在《清议报》上首次以“蓟汉阁主”为笔名发表《儒冠》一文,同年又以此为笔名在《亚东时报》上发表《游西京记》和《今古文辨义》等文。1914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时,将其寓所名为“蓟汉章寓”。章太炎还以“蓟汉”名其著作,有《蓟汉微言》（1916）、《蓟汉昌言》（1935）、《蓟汉闲话》（1936）等。看来,章太炎对“蓟汉”二字是有所偏爱的。也正因为他对“蓟汉”的偏爱,他晚年的弟子们称其为“蓟汉大师”。那么“蓟汉”二字作何解呢？     

论二十世纪初期的反国粹主义思潮

一国粹派及反国粹派的出现1905年,国粹派创办《国粹学报》,以此为阵地,影响渐广。国学大师章太炎、扬州学派的刘师培,以及邓实、黄侃、黄节等人皆为国粹派的中坚。值此前后西方各种思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如此一来,阳明将儒家内圣外王之纲领的《大学》归结为“大人以万物为一体之学”,这不仅赋予了“万物一体”以内圣外王的内涵,也体现了他以《大学》为核心诠释儒家其他经典和思想的倾向。     

试论章太炎的教育思想

试论章太炎的教育思想刘虹，刘在山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是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也颇为丰富，其中爱国主义主题贯穿始终。《太炎谈教育》、《章太炎的白化文》二书，集中体现了章太炎的教育思想。一、以“自国自心”为出发点的“国粹”教...     

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

长期以来,语言文字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主流论断对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出现了误读或误解.太炎先生的国学包括国学、国粹、国故三个重要概念,语言文字学是其基础,思想史是其核心.通过对其国学概念原旨的阐释,对其学术思想和国学实践的追根溯源可知,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具有高度的实践品格与自觉的现代精神,他的国学研究以民族独立思想为核心,国学实践与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密切相关;在弘扬国学的同时,他对国学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现代反思,积极探索国学的现代形式.当然,他在推广国学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教训.太炎先生的国学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国学思潮批判

国学是在西方现代学术传入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存中国传统学术,抵御西学而提出的。因此,国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包括儒家的立场、注解经书为主的研究方法等(国粹学);而不同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研究(国故学)。国学具有反现代性、反现代学术的性质,它拒绝中国学术融入世界学术,并且打上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以及被文化市场运作。从国学产生至今的历史来看,它也不具有可行性,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总之,国学是一种过时的、倒退的伪学术。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振兴国学，促进四川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倡导人与人和睦相处，增强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国学中，历来有和谐思想之要素。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礼之用，和为贵”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国学新论

国学新论编者按：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的崛起，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世界学人关注的热点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学”，已成复萌之势。然而，如何在国学研究中发现新材料、新问题，选择新角度、新方法，从而得出新...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今酉皿),江苏仪征人。他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二十岁(1903年),他与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结识,卷入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至1908年,他的政治思想几经变化,向西方学习,他写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有“东亚卢骚”之称;继而又与邓实等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与章太炎并称“二叔”,却成了国粹学派“巨子”;1907年和1908年,先后创办《天义报》、《衡报》,倡“废除人治”,在     

为晚清以降的国学思潮立此存照——写在《国学档案》前面

（一）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关于这种“国学”概念出现的背景,王淄尘在《国学讲话》一书略有说明：“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日‘新学’,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