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之下的自治州地位问题研究

在市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小,财政分配主要倾斜于市,县级财力弱,但事权(责任)却很大.为了克服这些弊端,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改善、扩大基层公共服务,发挥县市发展潜力,调动县市积极性,促进县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推行了“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但这项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却遭遇了与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主要是自治州)的冲突,有削弱自治州自治权之嫌；从“市管县”与“省管县”两种体制的优劣比较来说,二者也是各有利弊,后者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怎样避免“强县扩权”、“省直管县”改革与现行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撞车”,使二者“兼容”？如何在“两难困境”中作出正确抉择？我们认为,应尽快修改、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创新自治地方形式；细化自治地方自治权,增强可操作性；重新调整、划分省、州、县三级权力,逐级放权.     

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财政收入管理、财政支出管理、财政转移支付等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自分税制以来,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实践中也凸显一些问题。文章认为,政府应通过客观合理地划分税种、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完善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视并加大民族地区投资和补助力度等途径,优化民族地区的财政改革,摆脱财政困境,缩小与一般地区的财力差距,加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民族地区:财政要先行

民族财政体制包括中央对民族地区(含8省区)和各省对所属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实行的财政体制.其特点在于,一是财政划分方面充分体现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二是中央财政给予特殊照顾. 一对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上采取的优惠和照顾政策主要有: 第一,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后,继续保留了民族地区预备费、机动金和补助费等三项照顾. 1980年财政体制改革时,将三项照顾都计算在民     

财政自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兼论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

文章从财政自治的基本内涵入手,考察了财政自治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现形式,同时紧密结合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政治发展的现状与趋势,重点阐述了财政自治在中国的实践及其类型,同时界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限及范围,论述了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揭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未来目标模式。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立法探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民族地方的经济工作,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立法工作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宗教特点,紧密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人文优势,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立法成为逐步缩小的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     

论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化——基于历史和现实背景的分析

作为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民族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曾经历了以财政优惠形式出现的宽泛意义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现行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两个层面,即中央对民族地区各省区财政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各省区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在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方面,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在总量、结构、分配办法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     

民族地区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分析

本文从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入手,分别考察了各项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财政能力的均衡效应。结果表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均衡绩效最高,其次为原体制定额补助,但此两项在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在三类财政转移支付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尤其是其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均衡民族地区财政能力绩效较为明显;专项转移支付虽然对均衡民族地区财政能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所得税基数返还在均衡民族地区地方财政能力中起到了负效作用,而税收返还对均衡民族地区地方财政能力的绩效是低效的。通过分析研究,对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效应研究——兼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过高,地方财政无法提供与全国大体均衡的社会公共服务.国家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实施政策倾斜,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本文认为,从纵向和横向看,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对均衡民族地区财力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异性,部分省区与全国财力差距越拉越大,转移支付的结构尚不合理.通过分析研究,对进一步规范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大多属粗放型,其转变的关键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从民族地区政府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看,既面临特殊的社会历史自然环境,又要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考核目标和其他重点任务,还要应付民族地区复杂的群体性事件等。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必须加快中央和民族地区政府职能的转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对民族地区政府的绩效考核,创新民族地区政府管理体制,积极推动民族自治地区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如何实现“三个确保”?

怀化市有少数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这些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财政收入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民族自治地方基础差、底子薄,在“三个确保(保工资、保公共服务、保基础教育经费)”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总体上讲,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其原因主要是:(一)现行财税体制存在不足,民族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一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不足。如“两税”收入增收分成比例过低,严重影响了地方发展新型工业的积极性;地方税税源不足且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二是地…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     

贾理: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体系

苗族贾理的传承提供了反思少数民族原生形态教育的新视角。在主流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前,西南少数民族有各自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本文基于黔东南州丹寨县的田野考察,在历史语境背景下、从苗族贾理传承的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论证其补充儒学教化而成为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尤其是贾师办班授贾形式因其正式性、目的性可视作苗族特色“私塾”雏形。西南与中原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贾理融通转化儒家思想,在育人、传承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功能。于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重审典型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是什么促使人们去想象并成为共同体的呢?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认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因此可以说怨恨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在早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一度走向极端.20世纪后期,民族怨恨与民族主义产生了新特点.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要构建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加强民族国家治理,构建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宽恕历史积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西方“人民”和“民族”概念的历史交融与互动

"人民"与"民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结合在一起,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塑造,引发了一场概念革命。现代政治是"人民"与"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为"民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承担了解释"人民"何以构成的任务。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对于"人民"的抽象、整体化设定与具象、个体化设定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导致了不同模式的民族主义。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 ——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彝族火把节在民间被称为"眼睛的节日",其归根结底是"'人'的节日""'人'的颂歌的节日".火把节之于彝族,是"火"的颂歌,更是"人"的颂歌,对火把节所突出的"人"这个主体以及"人"的智慧、 力量、 精神、 生活,应给予充分关注.无论从口头表述还是从行为实践看,彝族火把节在扬善拒恶的叙事主旋律中所张扬的不是"神本文化",而是"人本文化",是彝族社会中传统深厚的以"人"为本文化的积极肯定与美妙歌唱.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透彻理解这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此少数民族节日的人文价值的认识.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 ——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

以"地方自治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在"优惠照顾理论"范式看来,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是一般地方所没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所拥有的"优惠照顾"权力;从规范分析角度,民族区域自治权关于"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立法依据,与一般地方立法权关于"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立法依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立法原则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遵循的"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仅仅限于自治法规"变通规定"这一部分内容,其他内容与一般地方立法相同,应当遵循"不抵触"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二者应当和谐相处,可以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反思

人才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和落实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景和目标离不开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沿线民族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通过区域内高校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民族地区顺应时代潮流自觉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应有之举。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培养什么样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如何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更是民族地区高校人才培养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