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

美商在广州建立的旗昌洋行是19世纪美国在东亚最大的代理商行。旗昌洋行的股东与波士顿商业集团及华盛顿政要均有密切关系,在19世纪中叶,旗昌商人囊括了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几乎包办了在华的外交事务。本文利用商行的档案资料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旗昌洋行进行个案研究,勾勒出旗昌洋行早期在广州发展的线索,揭示商业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加深对中美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解。     

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实践中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明确我国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在海外被逮捕拘禁的我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要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其中如遇与我国缔结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国家,还需适用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中,双边领事条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之间双边领事条约实践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素材,同时,领事法的法典化发展又统一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提升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履约标准,为现代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提供了兼具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实践指引。我国和多个国家之间缔结有双边领事条约,这些条约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为领事保护与协助供给了实践新做法,并推动领事保护的新发展。     

美国关于清末华南反美风潮之应对--以美国领事层面为中心

华南地区自1904年始即有反美情绪酝酿，并最终掀起抵制美货运动的反美风潮。美国在一起华人买办命案中处置失当，重创其在华形象，而广州美领事错估形势，则令美国在华南之交涉陷于被动，以致美国方面企图利用连州教案对华施压及进行武力恫吓，以此平息反美风潮。然而换来的是美国于庚子后在华南苦心经营多年的良好形象与商贸利益严重受损。     

清代海外领事制度论略

清政府对在海外设立领事的认识及其实施 ,经历了从坚拒到接受及日益重视的发展过程 ,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世界大势的逼迫下 ,实现了外交观念的重大转变。清朝驻外领事馆的设立及其发展 ,是中国外交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翻译规范与德庇时《中国小说集》英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822年以李渔作品《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为原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是其代表性译作。在英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德庇时均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他选择小说《十二楼》译介受到预备规范的影响;他在英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受到起始规范的作用;他在处理小说情节时采取删节、增补与改写等具体翻译方法,则是操作规范规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德庇时英译《中国小说集》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规范的结果,对当前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江苏青年学人

曹大臣曹大臣,1964年生,安徽宿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研究———以华中地区为中心”(05FZS007)。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经历了一个从互等到独惠再到撤废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过程,领事群体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平时,他们以外交官身份,利用领事裁判权,庇护不法居留民,极力维护日本所谓的“条约权益”,如开辟与扩展租界、内河航运、居住营业、旅行、协定关税等,并滥用此项特权,攫取条约外权益及条约衍生权益;战时,他们则卸去外交官衣装,亲…     

论国民政府司法中的美国人刑案

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列强治外法权的侵扰。1943年,美国因同盟作战的缘故,宣布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随后中国法院依照属地管辖原则,开始审理美国平民在华的刑事案件。麦克米兰案即是此背景下,由国民政府公审的首例美国人刑案。这一理应备受关注的案例却鲜见学界研究。该案的审理过程表现出了中美法制理念的差异,也反映出了中国当时诸多的社会问题及法制发展状况。国民政府司法中的美国人刑案并未因主权的彰显而成为经典判例,反而缺乏应有的公正。美军在华的治外法权也并未因1943年中美新约的签立而废除。     

林则徐广州禁烟与美国人的关系

林则徐到广州禁毒不禁商,他要查禁的只是鸦片,并非盲目排外。1839年3月林则徐直接给美商经回信,区分良莠,为全面禁烟的大局服务。林则徐下令恢复中外贸易后,美国领事吐哪向林则徐保证嗣后本国各商遵例不敢贩卖鸦片。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准令外人观看,接见美国商人并与之进行会谈。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对外商区别对待,恩威并施,努力做好善后工作,将对外贸易纳入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7月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按照林则徐的要求出具甘结,留在当地,几乎包揽广州的进出口贸易,获得客观的经济效益。不久美国商人拒绝与英商共同撤离广州,在客观上减轻了对林则徐禁烟工作的压力与阻力。林则徐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敢于、善于与外国人直接接触,正确处置好对外关系,实非易事。     

“熙尔控杨泰记案”华英合璧全案刻本探赜——兼议早期上海公共会审公堂“审——判”分离模式

新发现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于同治十三年末（1875年1月）开庭审理的“熙尔控杨泰记案”罕见中英双语全案刻本,完整记载了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两造外籍律师对双方证人的直接询问、交叉询问、再直接询问及结案陈词等审前与审中各环节内容,对于会审公堂早期诉讼程序与审判模式等问题研究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本案前身熙尔控中国御国家案发生于1862年,因原告方欠缺关键物证,本于1863-1864年间已经美驻沪领事法庭组织“会断”为原告索欠不成立,但这起本已了结的陈案在美驻京公使的授意和驻沪总领事官的同意下,依据条约确立的被告主义管辖原则于1874年再度在另一司法机构即会审公堂提起“会审”。同一案件经“会断”到“会审”即一事二审的程序表明,西人实质性操纵着租界司法机构的案件管辖权。本案同时表明,实践中的早期华洋诉讼程序有别于《会审章程》文本中规定的诉讼程序,早期会审公堂实有初等公堂和高等公堂凡两种。初等公堂实行华官主审-洋官陪审制。高等公堂实行华官-洋官会讯制,遵循“审-判”分离模式,即案件由华官洋官会同审讯,判决由华官独立作出。领事在早期会审公堂扮演的是“断事者”而非“断法者”的角色。     

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关系的嬗变——以华人参政问题为视角

晚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的早期拟议皆由外侨或列强领事提出,其动机并非出于对中国领土主权或华人政治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谋求租界自治地位的提高和工部局行政权力的扩大.每当企图失败时,其对华人参政的态度便趋于消极,加之因华洋矛盾而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使外侨最终普遍漠视和抵拒华人的参政诉求.华人对于自身参政权利的态度则随着权利意识提高、华洋矛盾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日益积极和主动.由于无权参与租界市政事务,华人商民在渐趋复常的华洋矛盾中缺乏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化渠道,对工部局和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20世纪初,这种不满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想合流,遂有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后华人参政要求的公开提出和华洋严重冲突的发生.自此,华人参政日益成为影响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和华洋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外国历史学家论林则徐(一)

从总体来看，外国历史文献并未对林则徐形象在中国的形成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这有几个原因：首先，尽管林在外国的汉学界知名度相当大，但直接谈他的论著却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者们也显然不大知道。再则，外国汉学家们对林则徐的态度存在着千差万别。林则徐在广州的坚决举措一下子就吸引了当年因各种原因远留中国的外国人的注意。关于他的举措以及他本人，可以在《中国丛报》杂志上读到。高级殖民官员德·弗·戴维斯（一泽德庇时）在1852年也出版了两卷集，其中对林在广州的活动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作者称林的举措是“癫狂行为”，…     

广东人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反对英国租地斗争新议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人民反对英国租地的斗争,是当时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有关著述对这一斗争过程的叙述不甚清楚,并错误地将广州河南地方反租地斗争的年代说成是1844年,造成以讹传讹。本文就上述问题谈点个人意见。 1844年至1846年,英国要求进入广州城和租十三行洋馆附近及新豆栏街口,都因广东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而未能得逞。英公使德庇时便借口1847年2月佛山群众殴击数名英国侵略者的事件,于同年4月8日,率英军千余人偷入虎门,闯进省河,泊十三行附     

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官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决定将洋经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①这片英人居住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英租界。以此为开端，租界在各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它们以极其复杂的历史内容影响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构成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体的又一因素。一、“国中之国”与市政文明示范租界自出现之始，便挟带着强横的色彩，列强握夺了中国对租界的统治权力，在租界建立起独立的行政、警察和司法机构，…     

论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的范围及列强的侵权

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的范围问题是直接涉及条约权利受益范围的重要问题。澄清这一问题 ,有助于更清晰地解读和评论在通商口岸发生的历史事件。在列强看来 ,《天津条约》订立以后 ,通商口岸的范围已扩大到一百里以内。按本文的考察 ,通商口岸的范围应以英国公使德庇时、驻沪领事巴富尔与苏松太道宫慕久的约定和照会为准 ,“以早出晚归 ,不准在外过夜为断。”著名国际法学家威罗贝认为 ,“关于条约口岸的范围 ,没有一个条约是明确的。”相对于列强单方面按一百里范围解释近代通商口岸的范围而言 ,威罗贝的说法更近乎有关条约的真实。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的范围绝不是一百里 ,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近代居澳华人的国民身份选择与文化认同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强力推行对澳门的殖民管治政策,鼓励居澳华人加入葡籍、接受澳葡政府管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华人或逃避清政府的威逼,或为了营生的便利,或出于移民者的从众心态,纷纷加入葡籍。葡籍华人在内地贸易营生,不时涉于诉讼,而辄求助于葡国领事,使之成为中葡外交事件,对清朝的地方行政造成很大的困扰,因而深受世人所诟病。事实上,大多数葡籍华人并没有从文化心理上做一名真正的葡萄牙人,他们热衷于内地事务,维护皇权,谋求清朝官爵,关注内地社会发展,坚守儒家传统,处处彰显其不变的“中国心”。     

近代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机构探析

1872年，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置了第一个驻华领事馆。1884年，日本以“保护取缔”其侨民为借口，开始向上海总领事馆派驻警察，先后在领事馆内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警察机构。其职责范畴也从最初的“保护取缔”发展到辛亥革命后期的在华情报搜集。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设置了在华最大情报机构——“特高警察课”,实时监视和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活动，公开持枪搜捕反日人士。这些警察机构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才被全部裁撤，其设置及相关活动完全是非法的，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侵略罪行。     

马礼逊广州商馆汉语教学活动述论

英人马礼逊在广州商馆进行的汉语教学，为广州商馆培养了一批通晓中文的翻译、商务及管理人才。其教学方式、教学语言、教学内容对 １９世纪英国汉语教学乃至英国汉学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对今天的国际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华活动述论

哈巴安德是鸦片战争后较早来到中国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是该差会在粤传教活动的开创者。在华期间,他主要在澳门、广州等地活动,时间长达47年,兴办了诸如神学日校、普通男女中小学、格致书院这样的早期高等教会院校,参与近世教育革新,并积极开展华南地区的医疗事业,出版和发行反映中国现状的论著,反对鸦片贸易,让西方进一步了解中国。哈巴安德是当时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了解的西方人士,他把西方现代教育、医学、天文、宗教等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民国时期罗运炎的社会改革思想及实践述论

罗运炎对民国社会问题颇为关注，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工作。他大力倡导禁烟，对禁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较多，组织开展各种禁烟活动；他还分析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家庭问题进行探讨，并且考察了西方国家在华治外法权等社会热点问题；他对民国的儿童、平民、青年及劳工群体的现状及问题也给予关心，提出了具体的对策，特别是对劳工问题最为用心。罗运炎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改革思想及实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社会的弊病，体现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     

全球化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全球化将波及到人类生活的各层面,也对海外华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随着华人活动的全球化,带动华语言文化的广泛传播,海外华文教育随之而发生演变。全球化时代必将带来华人的文化整合,华人必须在参与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各自国家的发展寻求平衡;同时保持民族性,使自身文化的特质进一步明确与突显。全球化也必将带来华文教育的整合。全球化将把海外华文教育带人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