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嘉庆、道光以降,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是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之反拨。三个转向规定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评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正> 梁启超(1873——1929年)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影响的人物,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仅就他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上的开创之功及其严重缺点和弱点谈些意见。清初的史学家们多治明史,其间每每寄托着他们的故国之思。后来清王朝加强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屡兴文字狱,把大多数学者赶到远离社会现实的考订古代文献的道路上去,形成所谓汉学,或曰朴学、考据学。汉学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所以又称之为“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此时,汉学已经衍变为太平盛世的点缀,完全丧失了明清之际一些进步学者们那种启蒙思想的光芒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开了中国紧闭着的大门,中国史学家的注意力逐渐由远离现实的繁琐考据的道路转移到广阔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一切学问皆根植于文学——饶宗颐治学经验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饶宗颐治学精神源自乾嘉之学,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之学密切相关。饶宗颐治学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材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乾嘉学派”的路数。其治学又表现出不同于乾嘉的时代特色。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徐复观的解释学架构是从考据与义理之辩开始的。在他看来,考据对于研治中国思想史是尽其“史”的工作,义理是尽其“思想”的工作,二者各有所本,但相互渗透。在考据义理、汉宋学术之争中,他揭露训诂学演绎法的时代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竭力批驳清人对宋学的污蔑,张扬义理之学。但他并没有由此全盘否定考据整理史料的功用,相反以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建立了归纳法的新考据学;在他的新考据学中,实际上容纳了义理的方法。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考据与义理方法都是解释的方法,解释就是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和诠释,从根本上把材料的精神实质从静态、僵直的本文状态中导引出来,使其成为一流动、积极的精神生命。但是在解释和操作方法的过程中,解释主体是厕身其中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解释者的主观烙印。而如何消解解释者的主观烙印,保证解释的客观性,就成为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徐复观走的是追问主体解释结构的路向。 、 徐复观研治中国思想史,既重方法的运用.亦重态度的契合。在反已溯求中,他认为人格又决定着解释的态度,因此整个解释的根基乃在于人性论的“先见”和心的文化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