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苏文学对蒋光慈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文学在20世纪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潮,其理论主张和艺术创作都体现了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世界性意识,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影响是20世纪中国文学得以生成乃至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多元的外来影响中,20世纪中国文学又特别受益于俄苏文学。蒋光慈在对俄苏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中,在留学苏联三年对俄国文学与社会运动的体验了解中,找到了文学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借鉴原料,从而在俄苏文学的影响下,开启了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和普罗文学的创作。     

论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与侠文化

蒋光慈以血与火浇铸的革命文学创作书写着诗学正义,使他的文本世界成为刺向黑暗社会的复仇利刃,宣泄着时代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情绪,鼓吹着暴力革命,张扬着革命尚武精神,从而使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得以伸张与维护。蒋光慈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与反抗意志,其中反复出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暗杀恐怖主义相胶合的复仇情节,是侠文化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耦合纠结形成的侠客式反抗的典型体现。他把古代游侠、拜伦式个人主义英雄和中国革命时代特色以及革命尚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和反抗情绪以革命激情与正义观念,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凸显出鲜明的现代革命内涵。     

蒋光慈小说的叙事特色及其内在矛盾

蒋光慈小说的叙事有鲜明的特色,其在主题、题材、情节、结构、语言、人物形象和美学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五四启蒙小说的不同追求,同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以阶级属性来判定家庭的好坏,却让家庭专制意识借助阶级的外壳还魂;极力张扬革命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却潜在地流露出浓厚的个性主义思想;努力表现光明的前途,营造粗犷的阳刚之气,却仍留有难以排解的哀怨情怀。     

蒋光慈的三重角色及其人生悲剧

19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光慈身兼新文学畅销书作家、普罗文学倡导者和资深共产党员三重社会角色。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撕裂的角色结构:其中角色1和角色2、角色2和角色3分别形成两个交集,而角色1和角色3则彼此相斥,互为两极。然而深深卷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蒋光慈对此中隐患毫无察觉,商业上的成功既使他拥有了昂首天外的资本,又使他目不见睫,以至引发了与党组织的决裂以及他的人生悲剧。蒋光慈的悲剧性结局作为一个饱含深意的象征,说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与无产阶级文学在根本逻辑上存在着深刻抵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质性的左翼文化始终存在着被"驯化"的危险,而左联备受诟病的"第二党"运作方式正是针对这种不利情势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蒋光慈与“左联”革命文学团体之关系的再认识

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文学与革命的现象。蒋光慈有一个"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创作模式的话题,更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革命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重要角色,他又是提出退党被"左联"正式开除的作家。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很少谈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纪念"左联"时也都回避蒋光慈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图简略地厘清蒋光慈短暂的人生和革命经历及创作道路,尤其寻踪作家与"左联"同生共存的人与事点滴细节,还原历史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一种意识的存在。文学与革命的纠缠中的常态与非常态呈现了蒋光慈与"左联"之关系;无论是文学家的蒋光慈还是革命姿态阶级斗争的"左联",面对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有着"是我、非我、真我"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困惑。我如是观。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论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使文学背负上了沉重的政治理念。革命作家对时代潮流的密切关注及其敏感的社会、政治危机意识,使文学的功利性要求得到充分强调,文学一度被视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与武器。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以后的中国文学运动曾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俄苏文学关照下的青春叙事——论杨沫和她的小说创作

中国革命的纷飞战火锤炼了杨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之心,也造就了她文学创作上的别样神魂.杨沫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俄苏文学中汲取营养,走出“亭子间”,走出刻板的“写实主义”,逐渐走向成熟,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中国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同时,充分抒发女性的细腻情感,令她的小说带有浓厚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精神和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在精神与情感上给予读者双重慰藉,构筑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风格.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故事的重新讲述——以蒋光慈1925—1927年的革命文学写作为例

自1925年后出现的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家对中国的描述与同时代在五四精神氛围中从事写作的作家笔下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差异主要表现为,革命文学在讲述苦难的中国故事时在作品里对置中国于苦难境地的根源做明确的指认,并刻画民众的觉醒和反抗,以此来凸显中国的生机所在。革命文学这样来讲述中国故事是革命文学作家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国民革命意识形态,并以此来作为理解中国的思想图式和建构作品的结果。这标志着中国文学意识形态化的萌芽。     

鲁迅的“革命文学”与“革命人”的文学

在文学革命的实践化进程中,鲁迅的创作以及文学主张不仅丰富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内涵,而且直接呼应了后续展开的革命文学的呼声。在鲁迅那里,革命文学是革命人的文学,其实质正是对五四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革命文学是革命人的文学逻辑地符合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纵深推进。鲁迅将革命视为一种有所作为的事业,革命是寄托鲁迅现实愿望诉求的一个明确指向,而文学则是鲁迅参与现实斗争的形式媒介,也是表达其民族使命感所凭藉的重要手段。鲁迅坚执的革命文学理念正是对五四文学总命题的深化,其文学创作则构成文学是人学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实践。     

中朝早期普罗小说的抵抗模式--以蒋光慈与崔曙海小说创作比较为中心

中国普罗文学和朝鲜新倾向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蒋光慈与崔曙海的早期小说作品有着相似的社会内容和精神追求,但同时又有差异.崔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抵抗精神是体验化的,而蒋的则是观念化的;崔的作品倾向于现实主义,笔触自然,而蒋的作品则趋向于浪漫主义,过于观念化.两者因生活实践的局限性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缺乏,在创作上都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缺陷.     

论瞿秋白的俄苏情结

青少年时代家庭的不幸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深深埋入了瞿秋白的潜意识中,并逐渐形成了解不开、了不断、割不舍的俄苏情结。如果说,瞿秋白对苏联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曾有过某种疑惑与感伤的话,那么,在文学上的恋俄恋苏情结却是从无松懈、至死不渝的。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论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外国文学要成为本国、本民族多元文学系统的有机部分,本土文学要走向他国和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获得在异域“后来的生命”,必须仰仗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学翻译批评的正确引导,而文学翻译批评要不负众望、发挥上述导向作用,自身建设——翻译批评研究亟待改进和加强。本文在对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现状分析、评述的基础上,围绕研究命题的内涵、重点与难点、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论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

在倡导"革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李初梨"革命文学"理论的先锋性引人注目.他在论争中以极力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从而形成他"革命文学"观的显著特色,他在社会尖锐对抗的情形中抓住至关重要和迫切的作家世界观改造问题,强调阶级意识的获得和运用,提出了倾向政治性的无产阶级文学批评标准,为以后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短暂而集中的热爱——论戴望舒与俄苏文学的关系

在冯雪峰等革命文学家朋友的影响和催促下,戴望舒曾经在短时间内翻译了不少俄苏文学作品和有关俄苏及其文学的理论文字;但是后来,在翻译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后,受到纪德的深刻影响,他对苏联文学的价值产生怀疑,尤其是对革命文学的信念产生动摇,从而停止了俄苏文学的译介工作。不过,苏联文学或者说革命文学从质地、理念到措辞,都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对他的手笔产生了影响。     

革命理性话语中的都市感觉——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革命小说的都市书写一方面通过对比性的都市空间图景的呈现,展示都市的贫富两极对立,以此批判都市空间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在思想意识深层及生活方式中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蒋光慈的都市书写又会不自觉地投入个体的都市感觉.体现出现代性的质素,从而使其小说对都市的批判在显隐时立的叙述中显示出暧昧性、复杂性.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