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分析--来自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北京、辽宁、浙江、广东、四川与陕西2002年和2009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扩展分析。结论表明;（1）2002年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收入弹性大于2009年的家庭教育总支出收入弹性,且2002年的收入弹性大于1;家庭教育支出行为与户主年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且女孩比男孩获得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2）各分项教育支出中,培训费支出受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最大;（3）城市人口规模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4）总体而言,妻子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大于丈夫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受教育年限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保险支出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保险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利用30个省市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线性模型修正异方差与自相关后,发现：在全国层面,计划生育政策无论与总社会保险支出,还是与分类的养老保险支出、医疗保险支出、工伤保险支出、生育保险支出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从分省数据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越严格的地区,养老保险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水平就越低。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健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新医改以来,财政医疗卫生总支出对中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显著。(2)分项支出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减贫的作用最为显著,而"补需方"的医疗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比"补供方"的医疗机构支出更为显著。其中医疗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医疗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3)年龄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60岁以下居民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60岁以上的居民;而医疗保障支出对60岁以下的居民减贫效应小于60岁以上的居民。(4)收入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3项支出对收入超过贫困线群体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在反贫困策略上,文章建议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支出机制;优化支出结构,适度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比重;对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扶贫政策。     

上海市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综合帮扶研究

上海市民政局首次提出"支出型贫困",表明官方甄别穷人的方式发生改变。上海市建立市民收入核对系统,探索社区居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实行"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就业、保险、救助和慈善的"四环联动",与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上海市民政部门还在实践中创建出几种综合帮扶模式,如长宁区的"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的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的"五可"帮困救助运作方式。     

公共教育资源、家庭教育投资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教育贫困FGTe指数,使用1995-2016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教育贫困进行量化研究,就低生育率背景下公共教育资源投入与家庭教育投资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的教育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变动的敏感性在不断增强;教育贫困发生率在地区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西南、西北各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第二,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中,教育财政支出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最为明显,但其长期的综合效应在下降,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和地区差异。尤其在西南和西北各省(市、自治区)中的一些地区并未表现出积极的效果。这说明在这些地区教育财政支出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增长率都存在严重不足和滞后性,这是导致该区域教育贫困发生率长期偏高的重要原因。公共教育资源减贫效果的省际和地区差异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第三,从家庭教育资源对教育贫困缓解效应的时间趋势看,低生育率背景下,伴随着生育率转变,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日益突出,而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对教育贫困缓解的长期实际效果在减弱。因此,应对教育贫困不仅要关注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的地区差异性和投入的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性。     

资产负债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同时,家庭返贫问题也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将资产负债纳入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范畴,采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Probit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实证研究家庭负债对其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并厘清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负债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损害户主健康水平、减少家庭应急储蓄等方式加剧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的家庭资产负债结构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持有的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比越高,越不利于家庭抵御风险,因为金融资产本身风险更大,容易使家庭陷入亏损;家庭负债中住房负债的增加则能够减弱其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为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抵消了部分影响,此外,房屋贷款的增加对应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在面对风险冲击时可以将房屋进行变现。基于此,从家庭自身和社会保障方面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引导居民控制合理的负债规模,避免因过度举债陷入债务风险,引导居民根据家庭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合理配置家庭资产,避免因金融市场波动造成较大损失,并且保有适当的应急储蓄;此外,社会应建立更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教育补助体系、住房...     

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分析——基于CLASS 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脆弱性分析框架,综合已有研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识别出高、中、低三种社会参与脆弱性特征的农村老年人,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出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脆弱性类别的相关因素,并结合雷达图展现不同类型风险人群的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脆弱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仅有少部分老年人群的脆弱程度高且内部差异大;高龄、文化水平低、健康状况差、无配偶、所在村居没有老年活动场所或设施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不同特征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差异是由暴露水平、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导致的,其中高暴露性是识别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弱势人群的重要依据,而低适应能力则是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较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未来应根据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的脆弱性类型及表现,从个体、家庭及社会不同层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以降低高风险人群的脆弱性,防范中...     

中老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

基于2011-2015年三期平衡面板数据,对中老年家庭的灾难性医疗支出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中老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在考察期内进一步扩大,差距也进一步上升。以家庭可支付能力的40%为灾难性医疗支出的界定标准,则在2015年其发生率依然高达25.4%,平均差距为0.069,相对差距为0.272。引入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家中有住院、门诊及残障人员更容易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经济状况对灾难性性医疗支出发生起着显著作用,总体而言灾难性医疗支出具有"亲贫"效应,越是贫困的家庭越容易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据此,文章提出应该采取分类管理的措施,通过发放免费医疗服务券、强化医疗费用控制等政策建议来切实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在总结贫困地区致贫基本原因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相关因素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出劳动力数量、流动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的长短、流动的稳定性、流动区域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就业质量提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包括客观就业质量和主观就业满意度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个人就业质量,但对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大于主观就业满意度;分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来看,发展目的的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最强,社交目的的使用效果次之,娱乐目的的使用对客观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却对就业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中低受教育程度者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城镇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对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增强了个人就业能力,也提升了就业的职业层次,进而提高了客观就业质量;但对主观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互联网使用既因改善客观就业质量而提升主观就业满意度,也会因社会比较范围扩大易导致低估自己的相对收入水平而对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贵州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对养老保险支出影响实证研究

人口的老龄化是21世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普遍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对社会养老保障影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在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和1991-2007统计数据分析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就贵州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增长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做了定量探索,最后,结合现实情况和模型分析的结果对相关情况提出建议。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收入结构变动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住户为例

文章测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21年来的贫困状况及其变化,使用Shpley值法按照收入来源分解贫困指标,以此为基础研究收入结构变动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家庭经营收入对贫困减缓的贡献份额最大,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工资性收入的贡献份额在1999年之后大幅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贫困的影响较小.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人口老龄化、老年贫困与养老保障--基于德国的数据与经验

人口老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增加了老年贫困的概率。对此,德国主要采取两项对策避免老年贫困：养老保障是第一道防线,里斯特／吕鲁普养老金、最低养老金等都是重要的政策选项;社会救助提供了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网。借鉴德国经验,中国应通过完善多支柱模式并逐步扩大第二支柱比重、养老保险参量改革、建立老年低收入群体收入保护机制、建立健全老年社会救助制度等措施来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有效规避老年贫困风险。     

西北地区城镇居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西北地区五省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发展省份,作为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阻碍了城镇功能的充分发挥,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西北五省FGT贫困指数的测算发现,陕西贫困状况改善最为明显;甘肃和宁夏也有比较明显的减贫效果;青海成为目前西北五省中贫困问题最严重的省份;新疆贫困控制效果差,贫困问题突出。与全国相比,西北地区仍然是城镇贫困问题较严重的地区。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地降低城镇贫困,收入分配不均却加重了贫困程度。对西北地区而言,减贫不仅要追求经济效应,更应关注社会公平。     

空气污染对中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来自CHARLS数据的证据

采用CHARLS面板数据,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空气污染对中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通过增加个人的就医概率及就医次数,空气污染显著增加了中老年人的医疗支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每上升一个单位,将使个人医疗支出至少增加4%。空气污染对个人医疗支出的影响显示出一定的异质性,50—65岁群体、东部地区居民的个人医疗支出受空气污染影响更显著。相比PM2.5及PM10,O₃污染对个人医疗支出的影响更大,O₃污染浓度每提高10%将使个人医疗支出增加14. 6%。政策层面,应提高对慢性病患者的关怀、补贴,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加大O₃污染防范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