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虚拟时代的审美主客体

在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虚拟技术对原有的审美认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人类的审美认知是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的基础上而进行的。但是现代信息技术所缔造出来的虚拟现实却有打破这些的征兆,虚拟现实的一个后果就是人沉浸于其中,甚至忘掉了自我,完全融入虚拟现实中去,这对于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虚拟中的审美是一种人类从未遭遇过的审美新形态,它无疑会成为未来人类需要面对的一个全新课题,对人类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虚拟和审美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及其反思

继文化帝国主义和信息帝国主义之后,当前的数字平台又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形态,它的形成受到了三个因素的共同推动,即信息技术的升级、资本市场的扩张以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更新。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型帝国主义不仅强化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而且提升了其监控与猎取全球数字信息的能力,更便利了美国以网络民主为借口干预他国内政。不可否认,一种体现美国意志的新帝国主义正通过数字平台肆掠全球,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信息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不过,数字平台本身也蕴藏着潜在的解放维度,网民在基于平台的交往和互动中,已获得了超越传统时空限制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此背景下,我国必须推动科技自主创新,预防和阻断新帝国主义借数字平台对中国进行隐蔽的经济掠夺及定向攻击,进而基于共建共享的理念加快向全球社会提供实现互联互通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     

虚拟数字人：模因论的新“锚点”——模因论视域下的虚拟数字人：概念、特征和应用

20世纪70年代道金斯提出“模因”概念后,模因理论发展先后经历了“生物学隐喻阶段”“文化研究阶段”和2020年以来在AI技术推动下逐渐形成的“多模态智能化阶段”,具备人的特征、可交互的新媒介“虚拟数字人”成为第三阶段的新锚点。本研究在模因论视域下,对虚拟数字人进行了概念和特征分析;同时,结合当前流行的虚拟偶像、数字员工、虚拟主播等应用实践,论述模因是如何通过“虚拟数字人”改变我们的信息加工方式、作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为分析虚拟数字人的价值、应用、进化提供一个新视角。     

大数据与微时代： 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双重建构

大数据与微时代引发了虚拟社会的多重变革,新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呼之欲出,虚拟社会公共服务的走向、模式、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受到推送途径、参与机制、数据基础、保障措施等因素的制约,虚拟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相对有限,其体系面临着解构与重构。大数据与微时代是当前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通过培育公共服务精神、推进虚拟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强化多元参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完善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秩序等途径,科学、合理地对其加以运用,将会有效助推虚拟社会公众服务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数字时代虚拟养老的实践逻辑及风险规避——以Z市虚拟养老院为例

数字技术在嵌入虚拟养老行动者网络后存在需要识别和规避行动者“脱嵌”的风险。以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中心—边缘”结构导致行动者网络异化的隐患。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主要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会干扰养老服务的公共理性,并在技术导入后产生“技治”“人治”如何平衡的难题。过分依赖“技治”会造成养老服务的“共情”不足,老年人作为源头行动者难以自主进入虚拟养老情境并强化情感认同。这些风险的根源在于行动者互嵌协同机制的局部失灵。因此,要依循行动者网络的转译逻辑推动行动者有序“复嵌”,政府应优化合作型服务,完善“以人为本”的服务共担机制,在此基础上消解技术滞碍,以服务“共情”化解技术冷漠。     

数字服务税开征的正当性及其思路——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视角的考察

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在税收管辖权、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等方面呈现低兼容性,税收征管也易遇到技术难题。这使得互联网企业较之实体企业能享受更为有利的税制环境,“头部企业”所获益处更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互联网行业垄断的形成和发展。对既有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规则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补,能部分缓解前述困境但无法治本,数字服务税因而成为一个可能的选项。针对数字服务征税,具有可税性基础。在具体设计规则时,要将促进三个维度的公平竞争作为重要目标,据此来考量相关制度安排。     

情感及其规制：数字时代情感的意识形态审视

在数字技术所建构的虚拟场域,情感表达空间的拓宽、“身体—情感”具象联结的消解以及情感的全景敞视与精准模塑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呈现样态,促使情感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向度。数字空间的情感叙事将情感理性化为易于被算法操控的“数据—情感”,在情感消费构境下传递数字情感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意识形态质询唤醒数字用户的情感认同。意识形态的情感向度既有可能成为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的重要增量,也有可能嬗变为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变量。为此,必须规制个体在数字空间的情感表达,借助数字圈层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依托情感叙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把不确定性当作文化：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日常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不确定性的文化分析框架包含“不确定性文化脚本—不确定性体验和行为实践—不确定性再生产”三方面的内容。沿着“文化脚本—行为实践—文化再生产”的路径,以巨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字节跳动为案例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不回避不确定性,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员工层面都内化了对于不确定性的认知,企业讲着“拥抱不确定性是最优解”的故事,甚至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治理术：一方面以不确定性为鞭,收获员工“野蛮生长”创造的超预期价值;另一方面以不确定性为由,在雇佣关系中以弹性灵活取代了责任承诺,同时也消解了员工不满。这种文化作为一种惯习,成就了“互联网人”工作不安全感的潜在认知,也塑造了他们跨边界的职业实践,以及结构化的“工作与生活失衡”。不确定性构成了企业及其员工共同认同的文化规范,指导着其日常生活实践,这种文化也随着“互联网人”特殊的职业体验、频繁的职业流动,以及行业的拓展、数字产业的跨国化和金融化得以不断再生产。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物质性：媒介技术理论化及其与数字媒介研究的勾连——基于媒介理论与STS之比较

文章运用概化关键词的方法,通过厘清“物质性”概念,爬梳关于媒介技术的两种理论范式,及其与当下数字媒介技术研究的勾连。媒介区别于一般物质技术具有的二元性特点,即象征性和物质性,是人类意向与技术物同源共存的连续统一体。媒介理论通过彰显媒介的物质性发展出一种技术阐释的方法,强调作为物本体的媒介具有形塑文化的能动性;STS则通过质疑科学的物质性将技术本身问题化和去本质化,深描技术物与社会实践相互建构的过程。技术阐释与社会建构两种范式的对话推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出现一种物质性转向,具体表现为从软件研究到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的演进脉络,文章建议关注这一丰富的知识场景,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平台化进程的实证考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