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文化适应：集体记忆理论与彝族文化的网络构建

在新媒体环境下，彝族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再是单一途径，而是多向延伸，各种媒介形态共同承载、分享，并形成多层面的交流与互动。论文以集体记忆理论为视角，探索彝族文化网站对彝族族群新空间的重构原则与发展策略；并进而分析了新传播环境下，彝族文化网站对于彝族族群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两方面特征：文化自觉与文化适应。     

彝族社会中"尔普"形式的变迁

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尔普”(份子钱 )是一种礼物交换形式。对“尔普”的研究和分析 ,可有助于人们理解凉山彝族社会。“尔普”本来是维系彝族传统社会宗族内部亲属组织的纽带 ,由于文化变迁的原因 ,后来发展出了跨宗族的“尔普”新形式 ,又由于族群互动的原因 ,还产生了跨越族群的“尔普”形式。“尔普”形式的变迁是族群互动下的一种文化变迁形式 ,其动力来源于彝、汉两族的互动关系。彝族社会中“尔普”的变迁形式是人类学关于族群互动下的文化变迁理论的鲜活事例。     

边疆民族和谐关系建构中的小调适与大变迁——基于佤族猎人头习俗终结的历史考察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族群众多而习俗各异,其中,佤族猎人头习俗尤具代表性.猎人头习俗,让部分地区的佤族既陷入内部的世仇纷争而导致发展受限,又加剧了其与周边族群关系的紧张与对抗.直至解放初期,在党和人民政府及各族同胞的努力下,终于使其成为了历史的记忆.这不仅让佤区的族群关系实现了小调适带动大变迁的积极建构,亦为当下滇西南地区的繁荣稳定打下了牢固的民力基础.     

历史"事实"与多重性叙事 --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村调查报告

通过对三家子满族村的调查,发现在族群边界之内的满族民族意识曾经历了满汉的转化与重构.造成这一转化与重构,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生存环境的影响.而事实上,一个族群内部差异的出现虽然与生存环境的不同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出自不同的历史渊源.而不同的历史渊源,又会对于今天人们的民族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民族社会学连载之三)

语言文字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 ,也是民众日常交往的工具 ,从而一定程度上成为族群的象征和标志 ,其使用情况可以反映族群之间的关系。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我国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其所体现的族群关系状况 ,并结合学校教学语言的使用 ,讨论了少数族群教育的模式和发展趋势。     

彝族俐侎人的茶文化探讨——以临沧永德俐侎人茶文化为例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在研究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咱们不能忽略临沧市永德县特有的彝族支系俐侎人.长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俐侎人,是一个把历史藏在黑色里的部落;一个把家书写在口头上的族群.他们与外界交流甚少,至今仍保留着较为原始而神秘的宗教信仰、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独具特色的民俗与服饰等.本文对永德俐侎人的竹筒雷响茶、茶文化及婚俗文化、祭祖茶的发展演变等进行简析,旨在更好地推动社会对永德彝族支系俐侎人茶文化的认知,以供参考.     

民族村寨后乡土秩序建构研究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与制度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参与观察法及访谈法,通过对云南省普洱市芒景村寨村规民约的实证分析,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后乡土秩序的构建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民族旅游村寨的村规民约主要通过告诫形式引导村民行为,且其效力的属地主义原则性强,注重对集体资产的管理及传统文化与环境的保护;第二,民族旅游村寨村民社会认同是乡土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族群认同、地方村民及其特定行为认同;第三,法制与礼俗的融合是民族旅游村寨乡土秩序建构的路径机制,主要通过明确管理中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制管理与遵从传统民族文化美德的礼俗约束两种形式实现有效融合,且族群和谐与村寨发展是民族旅游村寨乡土秩序建构的走向与目标。     

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

保安族在50年代被正式识别为一个民族,对其族源曾有多种观点。但是在建国50年后,保安族的历史和族源观被再次重构,这个过程既反映了现实民族关系对历史书写的映射,也反映了民族精英在历史重构中的能动性。对保安族的这个实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因素能够如何影响民族历史的构建,这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历史建构模式对于研究我国的“民族历史建构和族群群体的认同结构也颇具启发意义。     

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续)

保安族在50年代被正式识别为一个民族,对其族源曾有多种观点。但是在建国50年后,保安族的历史和族源观被再次重构,这个过程既反映了现实民族关系对历史书写的映射,也反映了民族精英在历史重构中的能动性。对保安族的这个实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因素能够如何影响民族历史的构建,这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历史建构模式对于研究我国的"民族历史建构和族群群体的认同结构也颇具启发意义。     

二十世纪中期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理念析论

民族国家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解决“谁的国家”的问题。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可以追溯至新马合并时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新马分离后,新加坡并不急于将各族群整合成一个民族,而是努力构建个人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新加坡对华人宗乡社团进行改造、取代,将华人还原成个体的公民直接与之接触。新加坡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力图为各族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将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确立为具有官方地位的语言,为各族表达差异、发展文化留下了空间。新加坡还着眼于提升落后的马来人的竞争力,在一定时间内优待马来人,肯定少数族群的文化,将国家建成保护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屋顶。     

法国彝学研究述评

法国彝学是在天主教的传播和殖民势力的扩张共同作用下促成的学科。它以彝文化一致性为前提,遵循如下原则进行研究:以汉籍为主要依据,结合彝文本和碑文来识别族群,推测历史变迁;对语言进行共时比较研究;以复述传说的方式探讨族源;观察和记录社会风俗习惯;使用体质人类学方法测量人种特征。法国彝学的族群识别,有着早期殖民利益介入的企图,考虑到彝族群内部的文化趋同,隐含了一种文化融合研究重于种族甄别的描述性研究模式。     

西南族群模式与中国经验反思——兼评斯蒂文·郝瑞《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

《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是斯蒂文.郝瑞教授族群研究的代表作,在此书中他将凉山彝族地区不同群体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模式,并对四种族群性模式的成因进行对比和解释。通过对此的解读和思考,希望能对郝瑞的族群理论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对理解西南族群关系以及处理当前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族际通婚与身份融合

民族是历史不断建构着的人类共同体。族际之间的通婚融合既是族群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又能反过来增进各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联系各族群众的血亲纽带。为了巩固和增进族群团结,抵制分离主义和"分而治之"的外部威胁,国家应在支持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实现各族群众平等共富的同时,努力增进族际之间多种多样的相互联系;在不妨碍民间自发通婚积极性的同时,对不同族群组合的通婚子女提供统一的政策服务和无差别的政策优惠。     

中间群体、边民与他者——贵州穿青人的族群形成和认同

穿青人是包含有多种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属于华夏边缘的中间群体,形成了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由于忽略了地方文化的复杂性,穿青人被官方识别为汉族的一支,导致族群的外部分类和内部认同呈现出较大的张力.族群关系紧张的内部原因和边疆国家化的外部动力,使穿青人的族群认同逐步提升为民族观念.穿青人少数民族化的诉求,是边缘族群逆转边缘地位的选择.本文从族群形成的概念出发,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梳理穿青人从中间群体、边民到他者的形象变迁,表明在边疆国家化背景下,地方族群如何展开实践,维持自己的社会文化疆域.     

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

通过对相关彝、汉历史文献的分析,结合田野资料,从主位的角度,考察了彝族的族类自称、族源、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以此表明,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     

族群认同视阈下的民间信仰研究——以白马藏人祭神仪式为例

本文以在甘肃省文县、四川省九寨沟县和平武县的白马藏区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白马藏人民间山神信仰及三个村寨的傩舞祭神仪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研究发现,白马藏人的民间信仰是其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重要标志。但是这种族群边界是群体的一种主观建构,其策略是强化与其他族群的文化差异,消弭族群内部的文化差异。这种主观建构的事例说明,群体边界是变动的,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族群互动与生存性智慧——以凉山彝族为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历史上,在这个区域曾经出现过大大小小17个族群名称。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及政治资源,这里族群冲突频发。本文试图借助彝文古籍探讨彝族先民在复杂的族群环境中的互动策略,结合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材料和个人经验,勾勒出彝族人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生存性智慧。     

从民间策略看新疆族群关系——以新疆焉耆为例

以民间策略为视角探讨新疆的族群关系,认为族群关系既有＂民族国家＂话语理解下的普遍性知识,也有来自民间处理族群关系的民间策略,还体现了一种＂生存智慧＂。我们在新疆各地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中获取的资料表明,世代生活在新疆的各族人民在相互交流、接触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策略,这些民间策略及原则至今在维护各族群的和谐关系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21世纪初国内学界关于河湟地区族群关系研究述评

河湟地区位于藏彝走廊与西北走廊交界地带,这里不同文化相互交汇,族群关系繁复多样.这一区域在族群互动中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生存秩序.本文试对21世纪以来河湟地区族群关系的研究作一综述和评价.     

民国时期杂谷脑河流域的鸦片种植与族群互动——以佳山羌民杀团总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本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民间文书、口碑资料以及地方文献,透过对1923年发生在川西理县通化地方佳山羌民杀汉人团总事件的历史重构与解读,探讨了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族群互动因素。文章认为,该历史事件之发生与民国时期杂谷脑河流域的鸦片种植关系密切。换言之,鸦片种植在此区域的普及化诱发了汉、羌族群对于土地资源的激烈竞争,在异常紧张的族群关系氛围中爆发了流血事件。由此,文章进一步讨论此历史事件对当地族群关系、族群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不同影响,从而表明族群间的认同、互动形式均与时代情境之变迁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