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

在蒙古族法制传统的影响下,以及考虑到元代建立之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元廷废弃了律令法典,同时编集条格和断例,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整体表现为弃律用格例的倾向。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在元代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这既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但其法律体系不再是律令法律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元代成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再次佐证了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连续性。     

明清青海地区市场体系研究

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城市在时空分布上呈不对称状态。城市多集中于自然环境相对优越、交通畅达、市场需求旺盛的地区,主要是青海东部的湟水谷地和黄河沿岸,即通常称的河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阻隔、经济相对落后的广大牧业区,城市相对很少。就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市场发展过程而言,明代中期是青海市场体系开始发育期,清代则是市场体系走向成熟期。明清青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商品流通的规模、层次以及市场的容量、辐射度等方面仍较为有限,因而没有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     

中国明清时期法律宣传对我国公众法律教育的影响和启示

面对中国从1986年12月6日正式开始,已经浩浩荡荡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全民普法",令人深思的当然是如今"普法"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如同一个孩子性格的成长一样,我们考察公众法意识的成长也必须回到她的成长环境中去讨论。笔者从回溯古代中国的法律公布到明清时期的法律宣传史,尤其是在解读明清时期的讲读律令、里甲理讼、讼师秘籍中,探寻其中蕴含的当代公众法律教育的应有意蕴。本文既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更重在探寻当前法治中国进程中公众法律教育的方向与未来。     

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

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发展。     

法律体系的重释——兼对我国既有法律体系理论的初步反思

法律体系是指在一个区域(国家或者地区)内的能系统存在和运行的法律整体。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是在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司法而达成妥协,进而整合统一成的法律整体。欲认识法律体系概念,必须探讨法律体系的特征。法律体系具有规范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研究的教条化倾向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     

论我国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

英国等国家以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为核心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做法,对我国低碳法制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我国现行能源、环境法律制度并不足以有效推动低碳发展。我国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最优路径是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其中要设置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碳定价、碳排放标准、立法后评价等制度,在立法技术上要注意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环境问题的协同化解,并且要注意降低企业的守法难度和成本。我国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次优路径是修改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其中增加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内容。     

论廉政建设的法律体系建构

反腐倡廉必须建立一整套从防范、监督制约到惩处的法律体系。在这方面,我国虽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很不完善,许多对廉政建设至关重要的法律法规至今还没有制定出来。本文认为应从三个环节加快制定国家公职人员行为法、财产申报法、行政程序法、新闻监督法、反贪污特别法等法律     

论我国生态法律体系法典化构建

本文围绕着我国生态法律体系应当法典化这一题旨,论述了生态法律体系法典化的价值及可行性。同时,阐述了生态法法典体系构成的基本内容,揭示了生态法律体系由狭义法典化到狭义法典过程中的步骤和方法。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法治中国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中国立法和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建构理性主义进路、国家主义色彩和实证主义立法价值取向对法治的实现又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障碍。面对新的形势,我们需要引入社会之维,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过渡。     

法律体系理论的比较分析

法律体系理论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和认识法律规范、法律本质的必然选择.在国内对法律体系理论的研究和在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法律体系的探讨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作为方法的法律体系与作为概念的法律体系;作为逻辑存在的法律体系与作为客观实体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同一性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的四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体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形成的经验和主要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虽然已经构建,但还要继续完善,民法典需要加快制定;法律体系形成后,法治建设的重心应转向注重解释和适用,法律的生命的承载表现就是适用.     

论构建和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为保障党中央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重大决策的有效实施,根据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我国有必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我国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立法方面有一定基础,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基本法缺位,初次分配立法有诸多空白、现行规定不够合理;再分配立法进展缓慢,房地产税立法、遗产税立法等重要法律迟迟未能出台;三次分配立法存在短板,现行慈善立法不够完善,导致社会成员捐赠意愿不足等。为此,应当抓紧研究制定"共同富裕促进法",将其作为推进共同富裕领域的基本法。与此同时,还应完善推进共同富裕领域的专项法——初次分配立法、再分配立法、三次分配立法,以期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法和专项法相协调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试论西方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本文按西方哲学史发展的线索,把西方美学史也分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希腊罗马至十六世纪,在哲学上着重对本体论中的“是”或“存在”进行探究,从而建构了本体论美学。第二阶段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由于人性、人道主义等的复苏与张扬,从理性主义出发探寻知识、真理等问题,在美学上也出现了认识论转向。这一转向从法国笛卡尔开始,由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共同发展,由德国古典哲学最终完成。第三阶段是语言学阶段,即语言学转向,使语官取代了理性而上升到哲学的王座之上。经过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发扬,一直延伸到当代前沿思潮中,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关注即是证明。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均处在“语言转向”的不停变动之中。     

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思考

针对我国社会保障法制不健全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应尽快建立健全从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国务院和省级人大制定社会保障法规,直到地方及相关部委制定实施办法、政策等完整的法律体系。应结合中国国情,同时吸收国外社会保障法规的合理内容,做到完备、简明、公正。     

法律体系何以存在?——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解读

法律体系的存在问题,是任何关于法律体系的定义之必要前提,也是一个贯穿于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命题。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性、本体性的研究对象,还是作为一种研究和分析法律概念的方法,法律实证主义需要通过预设或承认法律体系的存在来回答“法律的规范性如何产生”等问题。从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到拉兹,判断一个法律体系是否存在,将取决于如何界定“法律”或解释法律的本质。经过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一种经由建构性诠释而来的原则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进一步延伸和加强了前者的观点。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化体系,人们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普遍遵守和服从法律,一个法律体系才能成为规范的统一体。     

律例体系的黄昏:民国司法院解释例的汇编、运行与转型

民国时期司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被称为解释例。解释例是近代中国司法机关在正式司法程序之外开展法律解释的产物,由声请机关在法律适用困难时,直接函请最高司法机关予以解释,从而补充法律条文。与同时代的判决例相比,这种函请解释的方式更多体现出传统律例文化的影响。司法院解释以例的名义得以广泛汇编发行,并与判决例并称为判解,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法律形式。随着传统律例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失,司法院解释由法律解释转向宪法解释,解释内容不再成为与律对应的例,传统中国以律例为核心的法律形式最终消逝。     

法律体系与投资预期初探

物质资本投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要促进投资就必须在社会范围内形成正向的、积极的投资预期,无论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都是在良好的投资预期下实现的。法律体系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基础,它的指引和保护等作用有利于在民间和政府层面形成良好的投资预期。     

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部门法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之一,但这仅仅是就体例来说的。如果论及法律体系,中华法系不但有刑法部门和民法部门的分别,而且还形成了一套与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各法律部门（有些尚不能称其为部门法）。这当然是一个结论,但更为重要的,本文希望为研究古代法律体系及部门法提供一种分析思路。     

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部门法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之一.但这仅仅是就体例来说的.如果论及法律体系,中华法系不但有刑法部门和民法部门的分别.而且还形成了一套与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各法律部门(有些尚不能称其为部门法).这当然是一个结论,但更为重要的,本文希望为研究古代法律体系及部门法提供一种分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