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背后的幸福思考——苏格拉底幸福观的时代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却很少能感受到幸福。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居民的幸福指数很低。这促使人们思考:为什么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的繁荣,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不到幸福?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用什么样的生活理念能够唤起人们心中久违了的幸福感?本文通过介绍苏格拉底的幸福观,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如何理解幸福、创造幸福?以此为生活在繁荣社会中却感觉不到幸福的人们指明方向。     

论苏格拉底死亡事件的美学意义——兼论另一种理解美学史的方式

我们所理解的"美学"从属于苏格拉底开创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形成又与苏格拉底的死亡事件存在着内在密切关联:正是这一"事件"使得苏格拉底的形而上学思想通过"教化"超越了个体生存的价值维度成为"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美学也应运而生。但是,苏格拉底悲剧般的"事件"昭示出走出形而上学迷局的道路:回归肉身。这条道路影响了尼采及以后的非理性主义美学家们和后现代美学家,使得"肉身"成为当代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隐性作者与神话创制:论“艺术的苏格拉底”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了“艺术的苏格拉底”是否可能的疑问,这实际上关涉感性与理性能否在个人身上进行统一的问题。苏格拉底的哲人身份意味着一种严格的理性,“艺术”则彰显着个人的创造力和非理性倾向。作为作者,《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一方面凸显着他的城邦创制,另一方面又以“驱逐诗人”为噱头创制诗之规则。苏格拉底通过厄洛斯神话表露出他作为诗人及作者神秘而感性的一面。“艺术的苏格拉底”确有可能,它的实现将为现代人探寻丰满的德性生活提供启示。     

在虚无的荒野上：论苏格拉底与耶稣之死

死亡使一切人类精神产品从根基上受到虚无主义的质疑,然而它也是哲学宗教存在的前提,形而上学的大厦必须建构在虚无的荒野之上。直面虚无是一切伟大思想的勇气与智慧,而战胜虚无则是一切伟大精神得以"伟大"的本质。"神圣的真理"从来都无法从经验的意义上给予证明,它的本质不过是给虚无、混乱的世界以意义、秩序,至于它是以信仰还是以理性的形式,是披着哲学还是宗教的外衣,都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必死,所以虚无主义不死;又因为虚无主义不死,所以苏格拉底与耶稣永生。     

论古典哲学的"哲人王"观念——"乌托邦"辨谬

古典政治哲学所谓的"哲人王"观念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其目的在于批判人间"理想国"、为现实政治寻找理论"范式"、指导尘世国度的统治者以及为现实政治寻找超越性的神圣依据。古典政治哲学以知识论、人性论、神义论和形上学为基础,是要达到德性、幸福和教化的目标,并在对传统的维护中,切实地关注现实,这种关注当然也是有范式为指引的。这就是哲人王之类的"范式"被误认为"理想",而其始作俑者被错误地标为"乌托邦"鼻祖的原因,但实际上古典政治哲学是反对乌托邦的。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基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德性伦理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苏格拉底是否主张子为父隐——兼评郭齐勇与邓晓芒关于《游叙弗伦篇》的争论

最近十多年关于"父子互隐"的论战一度波及苏格拉底。一方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子为父隐,另一方认为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双方针锋相对,都指对方误读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通过对《游叙弗伦篇》的解读和相关资料的考证,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确质疑游叙弗伦告父杀人,但他质疑游叙弗伦的原因并非因为主张子为父隐,而是因为不能确定游叙弗伦的父亲是否犯有杀人罪,不能断定游叙弗伦告父杀人是否虔敬。《游叙弗伦篇》既未断言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也未显示他主张子为父隐。     

“城—哲冲突”与哲人何为——论哲人海德格尔政治失足的阿喀琉斯之踵

海德格尔投身纳粹政治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本质上的共通性,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激进批判、对向死而在之自由决断的过度强调、对特定历史时刻的高调吁请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跳出私人性偶然事件的琐碎纠缠,将海德格尔的政治失足视为普遍性的哲学与政治永恒冲突的现代样板。从这个角度切入,海德格尔失足的深层原因就表现为他不懂得政治较之哲学的不完善性,忽略了哲学与政治两种生活方式的根本区别,遗忘了哲人公开表达的审慎美德,从而犯下了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哲学理想的低级错误。     

试析柏拉图的正义论——《理想国》的政治哲学解读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部“正义”论。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从批判个别的、经验的、具体的正义入手,引申出国家正义概念,认为国家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与和谐。柏拉图在探寻正义过程中体现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国家主义价值观,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释辛——兼论商族的起源神话

辛的本义是心宿。大火星是心宿的主星,商人农作即以此作为指示星,由此产生了对心宿的崇拜。商人的神话传说中,其始祖母简狄吞食了帝喾高辛氏令玄鸟所致之卵而受孕,高辛氏实为心宿神（大火星神）的化身。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黄帝孕育神话的生成根据及文化意蕴——兼论哲学理念对神话创造的制约

有关黄帝孕育的神话产生于汉代,黄帝被说成是雷神之子。这个神话的产生,与黄帝发明制造车辆密切相关,是由车声联想到雷声。把黄帝说成雷神之子,导致黄帝发祥地的空间挪移,由西方变为东方,起制导作用的是八卦与八方相配的理念,其中又渗入五行观念。黄帝孕育神话生成于汉代,同时出现的类似神话还涉及到太昊伏羲氏、汉高祖刘邦。这类神话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黄帝孕育神话是奇异的,同时也与先前生成的黄帝神话发生了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     

莫把柏拉图当孔子——论柏拉图对政治哲学的解构

作为中西文化的开启者——孔子和柏拉图,人们往往相提并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孔子提出的“圣王”思想和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思想,二者旨在使政治道德化,通过道德高尚的圣贤来拯救日渐衰落的世道人心,建立和谐的“大同社会”或“理想国”。但是通过“洞穴比喻”“第三次浪潮”“哲学王”悖论,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并不是要在人间建立理想天国,而是在解构政治哲学,因为哲学家在道德上的完满不足以保证其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这和孔子的“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哲学的贫困如何终结?——兼论马克思的哲学

我所理解的哲学的贫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半个世纪中的相对停滞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贫困,并非说它在半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一点发展和进步,停滞是相对的,不能说是绝对的。但是,从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重大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现时代,其生命力在衰弱下去。停滞虽然是相对的,但却是严重的、长期的,在我国至今还没有见到停滞的终结。     

论中国神话对教育的影响因素——兼与西方神话之比较

神话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教育作用。本文拟从尚德精神、反抗精神及创造精神等几个方面对中国神话的教育功能进行讨论,兼论基于以上几点反映出的中西神话的教育差异,强调推广神话教育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具体实施策略。     

意识形态：概念分歧的背后——兼论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局限性

本文认为对我国学界影响很大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和自由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表现为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的分歧,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双方对“自由”及“强制”等理念的不同理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学理辨析,是一个关涉着目前我国制度创新和社会重组所应遵循的理念原则的现实问题。     

“公开发表”：一个现代学术神话——兼论课题制下的学术异化

学术是文明之灵魂、文化之根基。与高度私利化的经济不同,学术始终以教化天下、利益众生为己任,以公共性、超越性、人文性为特质,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相应地,或诉诸讲坛,或诉诸文字,学者亦负有公开发表学术成果之天职。遗憾的是,在量化考核制、重奖科研制、立项课题制等合力推动下,国内发表科研成果体制日趋畸形狭隘。作为发表学术成果之“唯一正道”,铅字已成为兑换学位、职称、经费、津贴、奖金、名声甚或官位的“学界硬通货”,学术因感染“铅字拜物教”而日益功利化、庸俗化、泡沫化。     

先秦冥界神话考——兼论《楚辞·招魂》的神话学价值

根据安德烈·朗格“万物有灵”论和荣格“原型”理论,灵魂不灭自然观在远古社会普遍存在,幽冥世界是上古神话领域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华上古冥界神话独具特色。在人神杂糅的上古早期,神鬼相混为一,没有明确的天界、地界和冥界之分。商周时期出现了冥府的雏形,但此时的观念是人死后的灵魂归于极其险恶高峻的大山之上而不是归入地下。昆仑山是此时“天堂和地狱之山”的典型代表。战国中晚期,《楚辞·招魂》的出现显示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冥府神话。它开创幽都冥界在于地下的神话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山海经》《尚书》等置幽都于地上的古老提法,完整地显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三维结构模式,堪称是中国上古冥界神话的经典篇章。     

度：得当的哲学基础——兼论中庸与中道思想的比较

创新从伦理学视角分析可概括为得当创新和不当创新。得当的创新可以造福于人类,不当的创新则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得当的涵义丰富,各个学科从各个角度都可对它作出解释,而“度”是“得当”的哲学基础。本文回顾了中外哲学家们有关“度”的论述．并对孔子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进行了比较,明确了度的辨证涵义。     

再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兼论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所有的这一切变革,都发生在其语言基础上。语言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20世纪中叶以后,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语言哲学的三大研究领域是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20世纪最后20年,在认知科学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又发生了从语言向心智的转变。我们要充分重视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吸收其合理因素,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