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探论

晚清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是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于其产权界定十分模糊 ,扭曲了由产权确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造成的负效应有三 :一是投资者的收益权受到侵害 ,出现产权不完全 ,对经济主体产生负激励 ,投资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 ,缺乏安全感 ,不能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影响长期投资的可能性 ;二是经营管理上存在明显的外部特征 ,出现“搭便车”现象 ,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 ,企业效率低下 ;三是由于官、商之间的矛盾 ,挫伤了民族资本的积极性 ,近代化进程受挫 ,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制度障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法人治理、分权制衡

目前我国国企公司化改制中 ,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如政府委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经理等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股东大会的最高权力受到剥夺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三职一人兼任 ,董事会成员与经理人员高度重合的现象并不鲜见 ,所有者、经营者制衡关系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的体系机制受到扭曲 ,权力过分集中 ,监督严重弱化 ;党委会代替包办董事会决策或董事会的决策仍需政府审批 ,多头领导的局面依然存在 ,公司法人治理起码的规则遭到破坏 ,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违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初衷违反“公司法”的现象 ,究其原因…     

模式化悖论与比较制度优势——以“苏南模式”变迁为例

“制度模式化”可最大化特定发展路径的制度收益,但制度模式化所形成之“垄断性收益体系”,亦会内在地导致制度衰退,此即“制度模式化悖论”。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制度优势”,若将一种制度模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就极易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而多模式竞争能促使各模式保持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因而成为“制度模式化悖论”的破解之道。     

中国网络慈善运作模式比较研究

网络社会发展和网络社会中各类行为主体慈善方式的变化,使网络慈善悄然兴起。根据网络慈善发起主体特征等差异,可将中国网络慈善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网友自发型”、“企业倡导型”和“慈善组织主导型”。这三种网络慈善模式的动力机制、筹资机制、善款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及信任机制等运行机制具有差异性。针对三种网络慈善运作模式的特性,通过“构建制度信任”、“建立激励机制”和推进“社会结构发展”来构建相应的长效生发模型。     

对国有企业激励与约束问题的制度性反思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将国有企业改造成“四有”经济主体，改变国有资产低效率运行状况。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在调整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中，建立起对经营者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运行。因此，确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问题。本文以此为视角，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制度性反思。一、传统企业制度中的激励与约束问题1、计划者层层控制的委托代理结构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形成以后，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全民，不可能直接去管理国有资产，只…     

从现代产权制度看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制

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严格遵守制衡机制的产权关系,它要求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经营者行为,维护所有者利益。财务总监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制度残缺,对经营者监督乏力的现状。本文从产权与会计的关系入手,对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制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了建立财务总监制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客观要求。     

“权力-利益”之网中经营者群体利益的实现：对一个汽车配件市场经营场地变迁的分析

文章以一个汽车配件市场经营场地的变迁为案例，分析了“权力—利益”之网中经营者群体利益的实现过程及程度，指出，即便是在强势的政治权力和市场利益面前，经营者仍然可以利用政府部门和开发商集团对市场繁荣的期许和承诺，采取策略性行动，争取有利于市场繁荣的资源，促进其经营利益的实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培育出了可以与市场力量抗衡的社会权力，社会权力蕴含在经营者的熟悉关系网络和商会组织之中。     

农村党支部角色刍议

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基层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政治格局。所谓“乡政”，是指以乡这一级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单位，代表国家，负责执行国家政务；所谓“村治”，是指以村这一级作为社会自治单位，代表农民，负责治理农村内部事务。目前乡镇政府同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协助与合作关系。这种变化的确给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管理权和推行政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制度和组织机理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困难，根本的原因在于授权方式的不同。     

论多极化国际格局形成的三个层次

本文认为，“国际格局”宜按广义理解，既包括客观形成的大国力量对比关系（“星座”），又包括主观产物“体制”。多极化国际格局形成的第一个层次“星座”，７０年代出现“五大力量中心”，９０年代“一超四强”已经定型；第二个层次“意向”，目前五极各自战略选择已基本确定；第三个层次“关系”，五极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双边关系大多已进入稳定状态，如美欧、美日、中俄，而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仍在“磨合”中。因此，“一超四强”的多极化国际格局已基本形成，但也可以说“多极化国防格局在发展中”。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的制度复杂性与行为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化过程，粤港澳三地不同的规则、标准等相互交叠和嵌套，构成了制度复杂性的基本图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粤港澳三地如何推进现有规则相互衔接，受到日益关注。自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已经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合作案例，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市场一体化、行政协作等领域。但是，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的关联机制、管理系统仍不明晰，由此引发制度协调的复杂性，产生负外部效应。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具有制度多样性、多中心性、嵌套性等复杂性特征，同时还存在区域治理架构、规则体系、地方政府合作意愿等碎片化带来的复杂性挑战。实现粤港澳三地制度理念对接、功能对接和力量整合，需要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跨制度治理复合模式，即基于规则的成熟程度，深化国家统筹与地方对接的关系；基于衔接项目的不同类型，推动制度的分层建构；基于能力的复合性，推进制度的相互学习；基于对接项目的复杂性，提升制度的先行先试效能。     

委托—代理、经营者激励与国有企业改革

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起因于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带来的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委托——代理关系难以保证经营者对所有者目标的认同，主要是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和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要使企业经营者的目标更接近于企业所有者的目标，首先要了解经营者的效用函数。通常包括：①货币收入；②非货币物品；③获得荣誉。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非独立性，经营者代理市场的不完善性以及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多层次的代理关系，导致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建立一套有效的经营者激励机制：①确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独立地位，让经营者的利益在企业经营中得到充分的实现；②建立有效的经理市场；③实行分级所有制，减少代理层次；④建立内在激励机制，激发经营者对成长和发展的追求     

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出现了“新中间阶层”,通过调查和相关统计资料分析,我们发现其有如下特征:1.受到中国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制约和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出现的“新中间阶层”,在其阶层构成上显示出独特的异质性,即一是受到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这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的作用而具有的地位评价上的不一致性;二是内含了一个拥有一定私有生产资料、占有一定雇佣劳动、具有一定私有财产关系的“私营企业主”特殊阶层。2.受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来源可区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3.在观念整合上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及差异。     

新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行模式研究

１９９４年，新疆八一钢铁总厂被列入全国１００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１９９５年５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新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钢集团公司）。集团公司运行三年来，走过了一条探索改革与发展之路，取得了生产经营、集团化发展的一定成就。但也应比较清醒地看到，由于市场因素的影响，集团的经济效益不理想，甚至出现潜亏，许多子、分公司大多没有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母子关系运行不顺，“机器”排斥人的现象十分突出，转岗分流压力愈益加大；企业内部矛盾更加显露出来。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到新钢…     

春秋楚王权与楚国政治地理结构

春秋时期，当中原诸候国先后出现公卿瓜分王室，政权下移之际，楚国却始终保持王权对公卿的控制，较少出现“上陵下替”的现象。对此，学者们多有阐发。顾栋高以为楚国王权相对稳定，得益于楚令尹之执政和楚王对权力的控制。他说：“以肺腑而膺国重寄，则根本强盛；以重臣而骤行显戮，则百僚震惧。且政权画一，则无牵制竞争之病；责任重大，则无诿罪偷安之咎。楚之国法行而纲纪立，于是乎在。”①但春秋楚王权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学者安倍道子在考察了从庄王对灵王时期楚王权与世族的关系后也指出王权得到强化的事实，其间的发展却颇有…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困境的内在机理探究——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效应、同构学习效应和规模成本效应等三种自我强化机制所形成的正式制度路径依赖,意识形态刚性、集团利益冲突和适应性预期等三种自我强化机制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的双重“锁定”,以及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动博弈都引致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的内在困境.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输入,政府需明确信息管理主体及其权力边界,形成对公共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从而打破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的路径锁定,形成制度创新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需不断创新政府短效推动的监督机制,用司法效力作为法制长效推动的审查标准,促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切实满足和保障公民知情权.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犯罪现象及其成因与预防对策

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对发展乡村经济、维护农村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少数人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犯罪的问题，实践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犯罪现象。其主要成因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重数量、轻质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有效的财务审计监管；对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问责缺失；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逃避无限责任”追索无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村集体组织等人员存在微腐败等。因此，预防对策上需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监管，提升合作社质量；对农民加强普法宣传，促进农民有效参与合作社民主治理；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加大对相应监管机关问责力度，严厉打击内外勾结腐败问题；修订完善农民合作社法律责任立法，拓展公益诉讼范围。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生成及其认定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是网络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日益交融的结果。在司法机关的高压打击和网络便捷等因素影响下，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日渐被黑恶势力组织利用。伴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悄然而生。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具有“进化”的特点和“异化”的表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弱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出现软化；“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形态“无形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产业链化”和“节点化”,三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实施空间的“虚拟化”。当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仍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机关无法精准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确立“形式+实质”的认定标准。     

丝绸之路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过，本文对丝绸之路在我国西北、西南、东南三个区域内的路线形成与发展作了考释、揭示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相连通的网络关系。目的在于展示自古以来，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如何频繁接触、水乳交融和密集荟萃的，从而显示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外关系史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逆向选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博弈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本稀缺的国家，但近几年来专科生却普遍受到了社会的冷落；与此同时，居民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不减，用人单位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严重．本文用一个“逆向选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博弈分析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劳动力市场岗位竞争、教育筛选机制不规范的前提下，教育投资的能力支付成本大大下降，从而出现人力资本市场的“逆向选择”；而“逆向选择”又进一步导致文凭的过度投资．     

试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空间生成机制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空间联系，对精神文明空间生成机制的功能、地位及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做出描述。所谓“机制”，原意是指机器或有机体的各种组织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它们各自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产生特定的功能。“机制”以是否通过中枢神经系统自觉运动为标志，区分为“自组织机制”和“组织机制”。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和组织机制。前者表示精神文明自发地、被动地伴随物质文明发展的本能；后者表示精神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已不仅仅是一种本能行为，而且也存在着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