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论巴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处于祖国西南山地的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文字是中华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巴人及其后裔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研究巴文化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及其和谐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秦汉时期独相制论纲

在中国封建社会宰相制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一个独相制阶段。它萌芽于战国后期，形成于秦代，发展于西汉，至东汉产生变态。独相制是秦汉时期国家政体的特有机制，它的发生、发展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行政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秦代的独相制打破了政府首脑在宗族内部的世袭制，废除了丞相任职终身制，开创了丞相任免制的先河。西汉时相位一人制确立，相权相对合理，设置了含有国家正式官吏编制的丞相府。东汉时独相制产生变态，相位虚设，尚书令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反映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斗争。独相制具有历史进步作用，有利于形成新型的国家政体机制，保持政局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秦汉以后的墨家思想及其影响

秦汉以后 ,墨家思想趋于与儒道诸家的融合 ,墨家思想的影响也就通过封建正统思想表现出来。墨家思想的优秀之处及墨子本人的伟大人格不时出现在封建史书典籍中 ,影响着士大夫的价值选择。此外 ,墨家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一些著名的儒家“异端”人物的思想及行为方式之中。     

秦汉时期山东制铜业的发展

<正> 山东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铜的地区之一。在制铜业的发展史上,从春秋迄于秦汉,山东一直处于发展的阶段。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我们准备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秦汉政府对制铜业经营管理机构的设立,二是从出土铜器看山东制铜业的发展。秦汉政府对制铜业经营管理机构的设立制铜业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尤其是其中的炼铜,直接关系着铸钱业的发展。因此,秦汉政府历来对炼铜业十分重视。秦代,在中央设立专官——少府,进行直接管理和控     

秦汉时期的婚姻家庭

秦汉时期的婚姻家庭,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基层组织的框架和风貌,而且基本上奠定了封建社会组织的模式。秦代的婚姻家庭具有明显的过渡痕迹,即由奴隶制宗法家族向封建宗法家族的过渡。秦和两汉的婚姻家庭,就其类型来说,有很大的区别;就其约束婚姻家庭的法令来说,秦比汉要完备得多。     

秦汉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

秦汉时期是西北经济开发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秦汉政府通过移民实边、军队屯戍、兴建水利、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与耕作技术 ,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西北干旱荒漠地区改造成了农业经济区。研究秦汉时期西北开发的历史过程 ,可从中寻找某些规律 ,为今日西部开发的宏伟规划提供历史鉴戒与参考。     

战国秦汉时期爵制和编户民称谓的演变

战国秦汉时期爵制变化与编户民称谓的演变以及它们的关系,是长期以来若明若暗的问题。而弄清楚这问题,对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防止把历史简单化是有帮助的。本文为弄清这一问题作了些探索,提出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秦汉时期北人南迁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特征在于人口迁移都是受到政府干预而进行的,表现为政治性谪戍南徙、军事性移民实边、经济性豪族迁徙等.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不仅为南方地区带来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还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形成了极大的推动力量,加速了民族交流与融合.     

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

内容提要 秦汉时期,社会福利受到执政者重视。除了帝王诏令中多见强调优遇“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等词句之外,有关社会福利的立法和执法的历史记录,也说明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健全和政治思想的成熟,政府行政内容中已经将关于杜会福利的政策置于比较显著的地位。对于秦汉时期社会福利法规的分析,不仅有益于深化对秦汉政治和秦汉社会的认识,也有益于中国社会福利史的总结。     

秦汉时期的司法职务犯罪

秦汉时期,最高统治者已开始用法律形式规范司法官吏的职务行为,对他们在司法活动中的渎职或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加以严厉惩治。本文试图分析当时司法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及其相应的制裁,同时进一步分析对唐律的影响,从而展现秦、汉、唐律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包括乡里“自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治安管理体制三个层面,三者一体,相辅相成,有效地构筑了国家在乡里统治的基础。在都市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秦汉时期,乡里的政治意义并不亚于都市,乡里管理在国家政权统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秦汉时期的环渤海地区文化

秦汉时期文献中 ,常见“燕”、“齐”连称之例。当时燕、齐濒临渤海的地方具有共同的区域文化风格。燕、齐环渤海地区作为方术文化重要的发源地 ,所盛行的神仙迷信曾经使秦皇汉武倾心。他们“并海”巡行等政治实践所透露出的海恋情结 ,也反映了对燕、齐文化的特殊重视。秦汉时期出身环渤海地区的人物有相当活跃的历史表演 ,东汉以后辽东、辽西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     

秦汉时期雁门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价值

雁门郡地处秦汉王朝的北部边陲,北接蒙古大草原,毗邻塞外游牧民族,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防御门户和京师屏障.雁门郡以马邑、平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通往中原各地和塞外草原的交通网络体系.和平时期,这些道路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交恶时期,则成为双方军事集结地、战争通道和双方争夺的战场.这些道路使用频率的增多进一步彰显了雁门郡的军事价值.     

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

尽管以往学者对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兴衰发展过程、南中大姓与中央及西南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是对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经济依附关系的构成及表现、夷汉经济的交融与互动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时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我们研究历史,一方面不应割断历史,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有的时期人们主要地是“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有的     

秦汉时期的“命罪”及其管理模式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规定,鬼薪白粲罪以上逃亡的要“以其罪命之”,而耐隶臣妾罪以下就只是“论令出会之”。根据众多同类文献分析比较可知,“命”与“出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地方官府针对轻重不同的罪犯逃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秦及西汉时期,针对重罪逃犯,治狱吏要缺席论定“命罪”,使之成为“命者”,官府再派吏求捕。出于行政成本考虑,官府不会拘系轻罪犯,只是责令他们“出会”,即在规定日期内前来接受处罚。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表明,犯有较重刑罪或造成官府财产损失的罪犯逃亡后,地方官府首先会派吏徒求捕30日,在求捕不得的情况下,治狱吏会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以加重论定“命罪”的方式阶段性结案。“命罪”之后,县廷治狱吏会制作“命者”的“命籍”,并汇总成《命簿》,以便尉史或亭长继续求捕。《命簿》需要在上计时向上级汇报,接受郡国考课。而东汉简牍材料显示,东汉中后期以降,官府对逃犯不再缺席论定“命罪”,而是继续派吏逐捕,显示出对罪犯逃亡的管理模式已发生了变化。     

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

本文从区域经济史的新角度 ,细致考察、系统研究了秦汉时期黄淮平原这一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产区的农业生产的总体状况和具体部门的生产情形。     

秦汉时期幕府制度的形成

秦汉时期“幕府”的外延较战国有所扩大。幕主自主用人的幕府制度在秦汉时期正式形成并广泛地存在于行政系统,其标志就是辟署制度的确立。秦汉时期的辟署制,在辟主资格和辟署范围、辟署标准和辟举对象等方面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辟主和被辟者一般遵循自愿原则,并形成相对固定的隶属关系;辟署制度尽管存在一些弊端,但在封建国家机器运转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作为幕友制度重要表现形式的游士宾客在这一时期也较为活跃,成为幕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