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拟容取心”说与“兴”的意象论意义再讨论

刘勰《文心雕龙》论"兴"体现出试图突破前代论"兴"传统,关注文学本体规律,更加侧重于分析文学的审美特征的趋势。刘勰"拟容取心"说的意象论意义在于把握诗人、外物以及义理的内在统一,从而创造出心物交融的"意象"。刘勰论"兴",完成了对汉儒诗教比兴理论内涵的巧妙置换,并引领了这个古老的诗学范畴的审美化演进。     

经学的比兴与文学的比兴——《文心雕龙·比兴篇》新说

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刘勰区分了比义和比体,扬比义、贬比体。此种论述与汉代经学的比兴论不同,比、兴均为诗之六义,不存在价值的高低。刘勰所以如此立论,是因为他以辞赋为考察对象,故刘勰提倡"宗经",也和汉代经学的经典观有明显区别。注意到此种区别,对于把握〈比兴篇〉、〈宗经篇〉的涵义及其相关的文学思想史问题,将不无启迪。     

“文学自觉”后的经学权力与文学权力：从疏离抗拒到协作耦合

经学在古代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他学术文化部类有持续产生影响的权力。在“文学自觉”后,受着经学权力控驭的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发展中取得成果也滋生弊端。同时,“自觉”后的经学权力虽然凌夷,但也一直捍卫自身并意图对文学予以规约：文学权力与经学权力间出现了疏离甚至是对抗的局势。如何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激活传统,使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学术能对文学发挥适当作用,且不妨害文学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遂成时代课题。对此,刘勰给出的理论方案最为系统和全面。其方案的核心在于“宗经”式思维。他的“宗经”并非是学术宗经,而是以重新赋予经学相应文学权力为策略,通过文体谱系来落实,以构建经学与文学间新型耦合关系的方式为实践指向的理论系统。经过刘勰时代及至初唐,文学发展的实践印证了刘勰的理论构想。刘勰给出的协理经学与文学权力关系的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理论示范意义。     

音训释名与《文心雕龙》文体论

音训释名是汉代以来兴盛的一种小学训诂方法,以刘熙《释名》为代表。在经学训诂上有很深造诣的刘勰,将之引入《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独创"释名以章义"之体例,并吸收了《释名》及《说文》、《尔雅》及经书中有关文体名称的训释。由于对各种文体更为精熟,刘勰对一些文体的释名,较训诂专书更为精辟、深刻。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就吸收了刘勰对文体的训释。     

原道本乎性情——论刘勰原道宗经思想的内涵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前几篇"文之枢纽"中,提出了原道宗经的理论主张。作为全书的核心理念,它贯穿于"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的每一个环节,深刻地体现了刘勰拯救文风的良苦用心。但这一理念却被现代的文学史研究者所轻视,视为保守的文艺思想,从而放弃了对其理论内涵的深入探讨。事实上,原道宗经并不会使文学成为道学与经学的附庸,因为刘勰所原之道乃是持人性情的原始儒家之道,表现了对人类情感的关怀和对世间理性的尊重,这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风骨》篇的经学旨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文心雕龙》"气"之范畴疏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重读《文心雕龙·情采》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试论《物色》篇中的"心物交融"理论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兴:中国诗歌之本——中国诗歌的原型研究之一

<正>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兴",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个聚众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尽管两千多年来对"兴"的解释歧义百出,却大体上没有跳出儒家诗教的藩篱、始终局限在一个极其狭隘的范围内.令人兴奋的是,最近几年一批对"兴"的研究怀有浓厚兴趣的海内外学者,开始突破儒家诗教的限定与经学方法的迷雾,从不同的侧面对"兴"的本义和它蕴含着的内在精神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兴"的本质的揭示将是中国古代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论《文心雕龙》对古代写作理论建设的贡献

文史哲不分是古代中国学术的生态环境,史学、文学、经学交错是古代中国写作学研究的现实,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以有韵、无韵为区别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志,正反映了刘勰所在的时代对文学与非文学的认识水平。刘勰所面对的写作实践既有文学的,也有实用性的,更有文学与非文学交融的“边缘文体”,所以,他的《文心雕龙》的理论描述,既是面对文学活动的,更应是面对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所有文章写作现象而作出的理论思考。但自从上世纪初“龙学”兴起至今,约一个世纪的日子里,文心学者多偏重…     

论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变化

经学兴于汉代。经学博士制度是汉代经学存在与发展的产物,经学在汉代的兴衰演变影响着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的变化。它们这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又根源于汉代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的变化,不仅对理解经学的发展有直接意义,而且有助于对汉代社会的认识。但前贤殊少专论,本文仅就一孔之得,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析论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而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复为先导,且以礼学成就为最著.在清初诸大儒兴复礼学的努力下,研礼者踵继而起,续有兴作.乾嘉以降,蔚为大观.凌廷堪、阮元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后所倡"以礼代理"说的揭出,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的相继张扬,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故而,对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学主张加以梳理分析,有裨于厘清有清一代礼学思想演进的趋势.     

兴:古典中国的意义开启方式

兴,是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一个十分独特的"范畴"。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兴的解释和阐发多局限于文学或美学领域。本文则认为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两个传统,一是经学传统,二是文学传统。通过这两个传统中的兴的追溯与还原,可以得出兴更为原初、最为直接和丰富的内涵,即兴是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极具可感性但又幽微模糊的一种意义呈现方式。在礼乐时代,兴是人们微言相感的意义生成域。在"礼坏乐崩"之后的时代,兴隐藏自身,但它依然是一把开启我们活泼生动、意义丰饶的生存境域的隐秘钥匙。兴是重审古典学术的一个契机,只有进入兴所开启的意义世界中,才能抛弃现代人眼光,真正做到"以古人的视角理解古人",建立中国古典学术的稳固基石。     

《诗经》草木起兴的文化发生

从古至今,历代学人一直就《诗经》六义中的"兴"究竟指的是什么而争论不休,朱熹、郑玄、郑樵、刘勰、钟嵘,近人闻一多等均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顾颉刚先生以歌谣学的眼光看《诗经》,认为"兴"并无意义、唯有起辞协韵作用。但《诗经》中大量以植物起兴的诗句表明,起兴的首句与后文诗句存在语境上的意义关联,而草木也因为民俗采集活动和《诗经》的歌咏逐渐转变为具有特定意义的象征,完成了由物到词、由物质到文化的转换过程。     

刘勰的审美意象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阐述的有关意象的美学思想，上承《周易》的“象”论；将“意象”凝定为一个稳定的审美范畴，并深入地、多角度地论述了意象的物化过程。刘勰所谓的“意象”，包括“声文”、“形文”两个维度的内涵，这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刘勰还将“比”、“兴”与意象联系起来，作为意象的不同创作方法。     

张少康先生新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

张少康先生的新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是当下"龙学"研究的新成果.其对刘勰家世、生平、思想的考证非常严谨,对刘勰的"原道"、"虚静"、"言意"、"风骨"等学说的论述非常透辟.而对"文之枢纽"部分<正纬><辨骚>篇的解读、刘勰的文学观念和<文心雕龙>的体例、刘勰"唯务折衷"的方法论等问题的解释却值得商榷.     

清代经学“三胡”之说及其辨正

清代经学"三胡"之说频繁出现于近现代学者的学术作品中。有学者认为经学"三胡"指胡匡衷、胡承珙、胡培翚三人,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三胡"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三人,还有少数学者对经学"三胡"的称法前后不一。现结合具体史料及金紫胡氏家学、胡承珙治经学之实际情况进行梳理,澄清"三胡"之说。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