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地方政府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创新

政府能力建设是当前推进我国政府改革的一个新的着力点。加强政府能力建设要在突出公共责任取向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政府机构的运行效率。当前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应将目标定位为有效政府,以改善政府管理的综合效果为目的,并通过公共治理创新跳出过去仅仅从政府自身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狭隘思维,将政府改革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思考。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公共治理的新策略: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随着我国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进程不断加快,当今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公共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配套法律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得不到足够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从而使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陷入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就要将重建非营利组织内部机制和理顺政府外部关系相互结合,共同营造合作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及其出路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有其独特优势.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面临制度与观念、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内部失序与外部失范等多重困境,为此,需要通过优化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参与型政治文化等途径,实现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探讨

学术界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有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乡镇职能的行政化主张;二是强化乡镇自治和村民自治的自治化主张。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行政化和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本质取向是一致的,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的二元对立,把行政化和自治化结合起来,而乡村治理的推进主要是要解决好乡镇政府改革与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培植问题。     

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农民素质培育

提高农民素质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需要.针对目前我国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缺乏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情况,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创新农民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能够促进塑造新型的农民文化和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促进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治理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作者通过对公共事务治理结构变迁的分析,讨论了非政府组织在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中所日益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中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二者只有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开展多种契约性、制度性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良性、友好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

取消农业税,减少了乡村两级组织的收入,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新形势下,应调整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思路,通过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公共产品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改变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形式,完善农村公共事业投入机制,以适应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绩效评价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发展初期,管理不够规范,运作质量不高.少数人(股)控制、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现象、原子化农民合作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等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绩效从制度与非制度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经济与社会的统一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评价,对于今后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冲突典范"到"合作典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

现代治理理论倡导公共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公共行政过程的参与性,建设一个整合的、全面合作的、多中心的网络式无缝隙的公共服务是公共行政旨意的回归和内涵的重塑。非政府组织(NGO)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成为现今最能体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管道之一。NGO参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内涵及运行模式,提出了"公共合作行政"的新理念。     

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动公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已陷入体制性困境。培育和强化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清晰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能力;取消社会组织的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区限制原则,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构建培育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对我国参政党、执政党、司法或立法组织牵头推动其他不同组织之间合作进行公共治理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得出对公共治理中组织合作方式的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内的描述。分别用"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和"含有对等性思想的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分析"等理论对组织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最后获得从社会网络视角看组织合作的清晰描述和独特认识。     

我国公共组织的性质与功能论析

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包括国家机关的公共行政(广义)管理与非政府公共部门的中间事务管理两大部分.从组织系统来看,前者包括行政(狭义)、立法、司法机构,称为政府(广义)组织;后者包括事业单位、社区管理型组织、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二者统称为公共组织.公共组织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合法性、服务性、非营利性、民众参与性、公开性与服务功能、经济功能、政策与法律功能、社会保障功能.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治理,是我国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践模式。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引导、孵化与培育。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合作治理体系还处于脆弱时期,依然存在着治理结构不对等、治理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实践一度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加快培育社会内生秩序、重塑合作治理结构、建设对等合作的治理平台、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合作治理机制,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理性路径。     

包容性治理:生态公共治理变革新向度

包容性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一系列不协调问题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存在排斥与冲突等重重困境,包容性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以包容心态对待多元思维,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与合作共治网络,构建政府包容性绿色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     

治理理论下NGO对于政府公共权力的制约

治理理论是20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完成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而如何对于政府的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则一直是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领域的一个焦点,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NGO因为其本身具有的民间性、公益性、志愿性、灵活性等特点,而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因而成为目前我国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