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事判决跨境执行司法合作体系新探

在中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CICC）和中国法院日益参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国商事判决在境外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执行力的问题亟待解决。当下,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尚未形成框架且难于达成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互惠安排,无力支撑商事判决的境外执行,国际司法协助公约亦无法助力中国商事判决的跨境执行。在此背景下,探索有效跨境执行司法合作体系是充分发挥CICC功能、提升中国商事判决境外司法影响力的关键。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提出的借由国际商事法院常设论坛得以推广的备忘录司法合作新模式正逢其时。备忘录合作模式除了具有对参与各国商事案件金钱判决执行条件予以释明的功能以外,对中国来说还具备在短期内为商事判决的跨境执行司法合作提供新的路径、为商签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奠定基础、补足“推定互惠”判定因素的独特价值。备忘录模式的推广和使用,有助于优化跨境执行司法合作机制,最终构建以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框架为骨干、广泛的推定互惠安排和现有国际公约为补充、备忘录为辅助的一体化的有效跨境执行司法合作体系。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实施困境与良法模式

法被遵守的前提是法系良法,法不"良"是当下语言文字应用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构建语言文字之良法模式,实体要素方面,应该追求正义、秩序与效率价值;形式要素方面,需要完善法的结构、条款模式、法律条文的实在性及语言表达;配套机制方面,宜搞好宣传、执行和教育,开创公益司法模式等,是保障语言文字良法实施的善治模式。     

西方回应型法对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期,西方民事司法日益超越传统法治的界限而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功能。法院以创制实体法、形成新政策的功能,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法治的危机,促进西方社会的法治秩序从自治型法迈向回应型法。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面临着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矛盾,而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也暗合了迈向回应型法的潮流。在此过程中,民事司法的当事人参与原则发挥着法律秩序正当化作用,民事司法的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裁判型向参与型转变。我国可以借鉴参与型审判模式的特征,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增加当事人的参与性。     

公共政策的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探究

以有限理性为逻辑起点、以和谐型博弈为基础的公共政策的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既能在理论层面回应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行动连续统三代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不足,拓展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空间,又能在实践层面有效化解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执行低效等棘手问题,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率。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的构建主要应从纵向政府组织、横向政府组织与政策主客体关系三个维度,围绕和谐型博弈文化、和谐型博弈规则、和谐型博弈平台与信息阳光运行四个着力点展开。     

执行不能案件退出机制的理论基石与法律分析

执行不能案件退出机制的构建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而且是贯彻"三个至上"指导思想,构建和谐司法目标的具体体现,既符合司法资源合理配置、权义责相统一、诉讼风险分担及法律程序时限性等司法理论,又能得到私权的公权救济有限性理论、债权的期限性理论、消灭时效理论和破产重组相关理论等支撑,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法院"执行难"和"执行乱"的状况,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完善诉讼制度角度出发,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特别是尽快建立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而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工作的探索尝试缺乏科学的操作规程,障碍重重。根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制度构建方面应注意:一是从法律上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的权力,二是明确民事执行监督的基本原则,三是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四是民事执行监督的方式,五是民事执行监督程序设计。     

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死刑裁量反思——贾敬龙案量刑妥当性多维分析

贾敬龙案涉及尖锐复杂的民间矛盾,属于由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民间矛盾激化所致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往往情有可悯,对之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应当审慎、全面地考察。虽然该案判决符合三段论的形式逻辑,但通过图尔敏论证模型进行实质分析后,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该案司法裁判的论证重心在于其"可杀"之处,而对"可不杀"之情节考察不足,显然论证并不全面。而司法机关对此案的裁判与以往实践中所采取的死刑司法控制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所持立场不一致,缺乏融贯性。同时,对贾敬龙案做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也缺乏刑罚沟通主义精神。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刑事司法模式的转型

中国目前这种过渡式、转型式的国家本位主义诉讼模式难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但是囿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和条件，对于这种替代性的回应型刑事司法的未来发展前景，我们不宜抱过高的期望。     

赋予强制力抑或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执行和解双重救济制度的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的协商意愿,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提供缓冲余地,但双重救济模式的救济选择权和救济范围仍需进一步扩张.现行执行和解双重救济模式下,当事人的救济渠道仍不足以处理复杂的司法问题,因此是否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和是否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成为学界和司法界争论的焦点.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即赋予当事人第三条救济路径,扩大了当事人的执行和解救济选择权;而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在性质上则是事前规制,主张加大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力度.两种完善构想都应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类型和履行程度加以区分,明确不同情况下执行和解救济程序的选择,通过对救济模式的优化,最终实现当事人应有之救济权利.     

社区矫正机构"1+X"模式及其经济分析

不同国家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模式差异非常大.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学者和实务部门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众说纷纭.社区矫正机构"1+X"模式,即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与"第三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刑罚执行职能与教育、矫正、帮助职能分工实施的矫正运作模式,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可行性,且符合经济和效率原则.     

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模式探索

诉与非诉的衔接、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互动是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重要内容。我国的"诉调对接"应正视人民调解多元化产生的类型差异,有针对性地建构"支持型"、"监督型"和"整合型"等多元互动模式,以使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双赢共生和良性互动。     

双轨制少年司法模式研究

双轨制少年司法模式是以少年司法制度的运行机制为标准,将非行少年事件的处理方式划分为保护程序以及刑事司法程序的少年司法模式.双轨制少年司法模式的特点表现为少年法院管辖的广泛性、保护程序审理的特殊性以及非行少年处遇的非刑罚性.双轨制少年司法模式建立在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之上,不仅其表露出的"平衡"的法律思想值得学习,制度上的设计与衔接上的精妙更是值得我国在构建少年司法制度中进行借鉴与参考.     

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借鉴

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忽视被害人的私权利有效恢复的"二元结构模式",在西方国家遭到了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挑战.在我国借鉴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合理内核,构建刑事法律关系"三元结构模式",提升被害人的地位,将被害人宽恕作为法定的从宽情节,有利于死刑适用的合理化,也可以起到减少或者限制死刑的功效.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现代狱政管理思路探析

中国狱政管理工作在司法执行的实际工作中,能否始终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创新,既关乎罪犯的人权保障及对罪犯的矫正,又关乎监狱行刑的科学化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新的历史时期,着力开拓"和谐型、科学型、人文型、创新型、监督型"的现代狱政管理思路,是狱政管理部门切实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及有效手段。     

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法治对策

个人破产制度是化解执行难的有效手段,是实现债权人公平受偿的重要制度。构建个人破产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破产法律体系,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面临传统文化束缚、司法资源配置紧张、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有的债务人"无产可破"等实际困难。直面现实问题,借鉴域外法治经验,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应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循序渐进地建立破产免责、财产豁免、失权与复权等制度,完善个人财产登记、社会保障、文化宣传等方面配套制度。     

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刑事审判模式

刑事审判模式在根本上属于开事司法问题,故能动司法必然牵扯刑事审判模式.从能动司法的内涵和特征出发,体现能动司法的刑事审判模式应是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包含着回应什么和如何回应即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它包含并超越了适应性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合情合理合法是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的底线,或是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修正型框架:基于多元协调的视角

已有的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强调理性和规范性,遵循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对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复杂状况解释略有不足。将政策执行中的执行主体多元协调活动补充到已有研究思路中,构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修正型框架,可以有效解释因为执行过程中的协调不确定性带来的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相应地,推进执行主体的多方对话的常态化,构建基于"协同治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强化信息收集和监督的前提下,适当给予执行主体自主权会有效改进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协调效果,提高政策执行质量。     

宪政模式转型与近代英国崛起

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模式是司法型的,国王权力在司法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政治领域却不受限制.而伴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强大,司法领域越来越难以约束和规范国王的权力.最终,英国通过将中世纪司法机构的议会改造成近代立法机构的议会,来实施对国王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并完成了代议制型宪政模式建构.司法型宪政模式向代议制型宪政模式的转变,标识了近代英国宪政模式的转型.宪政模式转型完善了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就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裁判执行权的再思考--从权力的个性考察

"执行难"是司法权威受到损害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执行难"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对执行权性质的正确认识是建立合理执行体制的前提和基础.以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理论为基础,从行政权和司法权性质上固有的差别来看,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并不具有任何司法权的特性.由法院行使执行权不仅不会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问题,反而会加剧法院的"行政化"色彩.针对这种状况,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将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来,交由行政机关行使.     

从民事诉讼的系统开放性看民事"执行难"

民事"执行难",是困扰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得一个突出问题,曾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密切关注和火热的讨论.对民事"执行难"之产生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深.但是现今民事"执行难"却仍然为司法系统之痼疾,成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民事执行机构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成为胜诉一方当事人惴惴不安的心头之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反思一下民事"执行难"现象之本质及其根本的解决之道,重新审视司法系统特别是民事执行机构在解决民事"执行难"这一问题中所应扮演之角色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