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宁夏漕运新论

元代宁夏到东胜的黄河漕运主要是为了满足漠北边防和赈济灾荒的需要。宁夏漕运是把粮食生产(屯田)、运输(水驿)、存贮(仓库)三者结合起来的完整系统。宁夏漕运的存在是黄河沿岸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也是元代粮食运输灵活性和多样性的表现。它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元代宁夏农业经济水平和黄河航运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水经注》所载漕运史与运河史资料及问题考述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学名著,记载了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其中不少内容与漕运有关,本文按运河史、都城漕运交通、漕仓、军事化漕运活动等方面的问题对《水经注》中的历史资料及其相关的问题进行分类研究。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箕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北宋漕运法规述略

北宋漕运的发展与当时建立的漕运法规有密切的关系。北宋有关漕运的法规主要表现为奖罚令、载物令、用人令、管理令诸方面。北宋漕运法规虽无一部专门的成文法典,然仍显示出它的时代特征,体现出阶级性、严厉性、系统性的特点。漕运法规的不断充实、完善,从一个侧面凸现出北宋漕运业的发展。     

明清漕运总督之文与学

明清漕运总督在文学素养及学术建树上,不乏思致高妙、斐然成章者,他们对运河沿线烟霞名胜、风俗民情的描绘为后人留下了形象的画面。漕运总督对漕运事宜、河工场景的记述呈现了历史时空的特定情形;而缘于自身造诣及社会号召力的巨大,加之编纂文献、兴庠励学的时常进行,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士风、文风和学风。     

五代时期的漕运与北方边防

五代时期北方边防与漕运关系密切。各王朝有各自的特色。漕运活动根据边防重心的变化,以重东轻西为特色。五代前期漕运对东北地区的边防发挥了很大支持作用,五代后期在利用漕运支持边防的有关措施的具体实施中,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战略变化。这些变化对后来宋代军事史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对这些现象及其所反映的规律性予以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     

从《大学衍义补》看元明中国东南的漕运与造船

丘濬以其"察其几微以成天下之务"的敏锐眼光及丰富的地理知识,总结了中国东南漕运从春秋至明代前期对国计民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贡献在于从历史演变和数字统计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到明代中期漕运的利弊,对元朝到明中期东南海上航道进行了历史考察,揭示其在地理交通上所显示的重要经济价值。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系统阐明了东南之漕的历史局限以及开通东南海运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从海舟样式、港湾海道勘探、船厂选址、公私合营造船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主张扩大国内商品流通和开发海上航线以促进商贸。     

“规章定例”与“私议规程”: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利内涵与认同——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

清代在承袭传统漕运制度的同时对明末漕运组织体系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清初时代特征的漕运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每年漕运正常进行的同时彰显着清廷的权威,然而漕运组织的内部实践与运作过程,却有另一番特色。与明朝不同,在清代漕运旗丁组织内部逐渐催生了一些私议规程,这些私议规程独立于漕运法规外,行之年久,表面上是弥补漕运制度与实践"间隙"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旗丁间为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此间虽有官府的参与,但更多是以默许或支持姿态出现,这不仅影响了清廷制度与律令在下层的执行效果,也为官府权力的延伸与下行预留了空间。另,私议规程的出现为漕运章程的实施提供了腾挪空间,这与其说是漕运制度在运作中有一定的延展力,不如说基层群体与组织在实践中为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

明代前期,统治者对漕运体制进行改革,以东南有漕省份卫所取代粮户运送漕粮,卫所成为漕运职业运输机构,漕运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新的漕运体制一直延续至清末。明清时期的漕运卫所对于保障漕运顺利进行,促进南北商品交流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以卫所运送漕粮亦是对中国传统漕运方法的成功改革,提高了漕运效益。     

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

秦汉时期的漕仓不仅储备大量粮食,还多有高大的仓城设施,可以为调运军粮服务,也可以迅速转作军用堡垒.秦汉漕仓的交通地理条件优越,因之也在军事地理格局中具备了特殊的战略地位.即使在稳定时期,各地的仓城,在水陆漕运交通线的联接下形成网络,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为军事活动服务,形成了国家权力在各地的坚实支撑.这体现了早期漕运与军事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早期漕运的战略作用.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

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标志着漕运水手组织在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在乾隆三十三年的水手罗教案中,清廷采取了与前朝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拆毁水手赖以生存的庵堂,销毁罗教经、像,治罪教内主要成员。严厉的惩治迫使水手罗教的活动由庵堂转移至老堂船,由公开转向秘密,并逐渐建构起了一套权力体系,最终促使具有宗教互助性质的水手罗教转变为具有民间秘密组织性质的行帮会社。此后,随着运河河运的废止,这一组织遂演化为早期青帮。     

简论一部方志对于经济问题的观照——乾隆《武清县志》初探

乾隆《武清县志》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方志,其中对民生困苦等经济问题的观照,尤为突出。清初漕运中对北运河经过的州县佥派剥船,积弊无穷,武清县被佥派数量最多,受害极大,甚至导致居民破家流亡。这部方志书内集中收录了大量相关历史文献,引人注目。漕运中的剥船流弊,在清代始终以不同方式继续,直至清末改为铁路火车转运,漕运终止,方结束这种旧体制下的弊端。州县方志有时能够集中、突出的反映民生经济问题,对于经济史研究颇具价值,值得学界注意。     

清初至道光年间漕运、盐业与汉口的城镇经济

汉口处水路交通要道,明清以来,漕运与盐业借此大发展.粮食与食盐的大额贸易带动了汉口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汉口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了码头建设,是汉口经济鼎盛的重要原因. 汉口的城市经济与盐、漕业兴衰密不可分.     

宋代漕运系统中“梢工”初探

宋代漕运中的梢工来源多为士兵与无籍之徒,每船的梢工人数按船只大小配置。梢工收入主要包括,官方所给的水脚钱、支赏、"以货代薪",以及舟人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牟取的利润。梢工在押运过程中,对本船的货物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包括对同船其他人的违法行为负有监察和检举的责任。     

北宋黄河治理弊病管窥

北宋时期黄河决溢不断,宋廷为此而频兴河役.河役的长期开展,既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加重了民众的力役负担与人员伤亡.来自漕运、军事乃至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为黄河治理活动的开展设置了诸多羁绊;河政管理中官员渎职、欺压河卒及贪蠹资财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严重干扰了黄河治理活动的正常开展.     

北宋运河时代语境下汴水的新书写

北宋运河时代,文人对汴水的书写呈现不同以往的风貌与内涵。首先,汴水成为寓居、交游的生活空间,汴水书写走向日常审美化,展现了北宋文人主动欣赏与融入都城生活的姿态。其次,北宋文人在运河时代语境下对仕途迁转的体验更为丰富,对出入世矛盾的省察也更为深刻,其汴水书写体现了对仕功以外人生志趣的探索。最后,北宋神宗时期关于汴水治理问题的争论催生了以漕运话题为中心的汴水书写。北宋文人关注民生,以"平视"都城的角度书写汴水漕运,其选择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试论元代开发黄河

代开发黄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世祖忽必烈派遣女真人都实专门探寻河源,都实发现了黄河正源,这是中国古代首次真正发现黄河正源;贾鲁用疏、塞、浚的办法治理河患,取得了成功,保证了黄河下游的相对稳定;黄河漕运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清代河南漕运述论

漕运是封建王朝为了军饷、官俸和宫廷需要,从各省区向京师转输田赋的一种形式,有河运、陆运和海运。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开始到清末,漕运始终是历代朝廷财政经济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封建社会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漕运方向也随之变动,处于黄河流域的河南省,由转输漕粮的重要地区,逐渐沦为极次要的地方。     

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在运河区域具有较广泛影响力的漕运信仰.以往的研究在有关金龙四大王的最早记载、成神原因及最初形成区域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且未就这一信仰形成的过程进行解读.本文认为,金龙四大王最初是在江南地区形成的,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江南地区漕运负担加剧,从而在信仰层面形成了以护佑水运、漕运为主的神灵崇拜,并沿运河传播开来.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过程典型地体现了官民互动的结果,官民双方力量的对比或态度的趋向会影响到对民间信仰的价值评判--是淫祀还是正祀.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金龙四大王因在信仰的取向上更加契合国家正统理念,因而官方致祭的色彩越来越浓,最终被列入国家祀典,淡化了原有的民间性、地域性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