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广东个案

信访制度是一项植根东方文化、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因信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备受争议。《广东省信访条例》起草过程中对信访功能定位法治化、信访程序法治化、信访组织体制法治化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力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信访困局,通过地方立法为信访工作和信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广东省的做法或可为全国范围内信访立法质量提升提供镜鉴。     

论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

2005年初通过的新《信访条例》,针对多年来信访制度设计和运行的诸多弊端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以期能够缓解当前信访工作中反映出的矛盾.但是,信访制度的困境并不是一个新条例就能解决的.通过分析改革初期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提出解决机制,以期为信访制度的改善贡献绵薄之力.     

浅议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近年来,我国信访持续升温,2003年出现了信访洪峰.在信访案件不断增多的同时,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理论界对其改革方案主要有三种:强化论、弱化论和取消论.通过对我国信访制度缺陷和现行信访改革方案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信访制度的完善必须走规范化、法治化之路.     

我国信访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信访制度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信访制度逐渐成为权利救济的制度。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制度绩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策和措施。     

涉诉信访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涉诉信访的实质是与诉讼有关的申诉与控告,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程序正义救济实体正义的制度设计,与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相似.涉诉信访的主要成因有行政矛盾的转移、司法和信访体制存在缺陷、诉讼程序制度不完善等.化解我国当前过度信访现象的出路在于将信访规范化、法制化和诉讼化,将涉诉信访纳入再审制度,加强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建设,强化释明制度和判决书的说理性.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信访分权体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模式,这种体制不适合当前社会矛盾多样化的形势,也不符合权责一致、管理重心适当下移的治理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改革应采取中央信访机构巡回制度、省级信访机构垂直管理的模式,并结合其他各项制度改革对信访分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借鉴国外经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信访分权机制得到有效完善。     

信访制度的价值重塑和制度重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广泛存在各种利益博弈,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纠纷日益多样和复杂,并远远超出了法律诉讼制度能够圆满解决的范围。于是在我国出现了较为普遍却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信访制度。通过分析信访制度的特点及信访机构的处理规程、应对措施,提出从价值理念和信访机构、受理范围及处理方式等制度要素入手重新塑造我国信访制度。     

浅析我国的信访制度

我国的信访制度是依法治国国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发挥着重要的化解矛盾、协调纠纷的作用。但是在当下,信访制度还存在着体制障碍、立法技术性缺陷、案件办理监督乏力等问题。文章通过对我国信访制度的性质、功能、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提高信访机构在工作中的督办能力、畅通公民信访的渠道以及依法治＂访＂、建立责任机制等对策,希望能对信访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我国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信访制度从制度均衡向制度非均衡的转变,指出虽然信访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但与其它权利救济模式相比,仍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我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废除信访制度,而是应当在加强信访制度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的同时,确立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信访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

我国信访制度在近60年的历程中一直进行着调整和改革,这一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步以及制度本身内在调整需要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信访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三个表现包括信访活动中"人治"现象、信访机构的"职能安排"以及对信访问题的"归口处理",为使信访制度更好地发挥功能,必须进行包括改革信访体制、强化信访机构的督办职能等在内的路径创新.     

中国信访制度历史源流考评

信访制度颇具中国特色,因而对信访制度的历史源流加以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信访制度在我国经过几千年的积累,除发展了登闻鼓、邀车驾等多种形式的信访制度,还发展了对信访进行甄别和约束的完善机制.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对信访制度的设计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信访正是由儒法两大板块交界处和分裂处产生而有着两个方向的发展.与此同时,权力配置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乡土秩序的生活环境也为传统中国的民众配合甚至超越信访制度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当前我国信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由于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信访走访化、至高化、群体化、极端化问题日益凸显。加上信访机构庞杂,重叠交错,权力有限而效能不足,各级信访依然量大势猛,公私成本居高不下。信访在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调解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亟待改进和提高。只有不断深化信访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更新治理理念,提升信访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强化权力制衡,落实责任追究制度,才能解决我国当前信访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以实现防范利益失衡、化信访于未然的目的。     

完善信访制度的宪政之维

监察专员制度与信访制度在功能以及运作程序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方面并不等同。尽管如此,为了完善信访制度,仍有必要借鉴监察专员制度的有益经验。应确立信访机构的独立的宪法地位,进一步明晰其管辖范围,从而将我国的信访制度发展成为国家人权机构。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信访制度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信访制度,为此,就要对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以便于矫正非制度化信访行为,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信访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历史产物,近10年来信访持续升温,信访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对此,信访部门官员和学者们提出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通过把信访潮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访潮的涌起是契约社会的兴起与人治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强化信访将把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引向人治。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解决纠纷视角下的信访制度研究

加强信访的制度建设,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资源,通过规范信访的程序,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以及权利救济机制.把信访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剥离开来,使信访制度在处理重大、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化解纠纷.通过人大信访监督体制的完善,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把纠纷防患于未然,有效地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信访制度功能分析

20世纪90年代处以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而引发的各类矛盾的增加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信访量不断攀升,人们的信访行为不断升级,形成了严峻的“信访洪峰”局面。文章以地方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信访洪峰”形成的背景原因和民众诉求信访渠道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信访制度承栽的弥合功能和作用。     

信访代理制的新制度经济学评析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现状反映在信访制度中产生了许多的矛盾现象与不平衡趋势,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对于学界关于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的讨论,应该以信访制度是否存在适应性为标准。通过对信访代理制这一信访制度的新改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信访代理制度体现了体制平衡的一种自主维系,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为了制度平衡的一种行为选择。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现,信访代理制的推动与信访过程中存在的交易成本、有限理性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信访制度存在合理性,现行信访制度的改革是适应现阶段中国转型期的现实状况的。     

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信访制度研究的三维框架与治理逻辑

信访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方式。从结构上看,信访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从功能上看,信访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连接点。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多使用传统的结构—功能路径,缺少对信访制度整体性、动态性的观察。结构、功能、过程可以作为理解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三个维度。信访研究不仅要关注一个更加完整的信访制度丛,研究信访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而且应该更加关注信访过程中的行动者及行为互动。结构、功能、过程三个维度的研究用整全的、动态的方法观察信访制度,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更能透视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