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出版场内的意识形态渗透

1927-1937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诸多的相关规定、条例,对"左倾"出版界和其他政治倾向或无政治倾向的民营出版业进行文化围剿.鲁迅及其支持的进步出版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着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鲁迅先后主编或发表文章支持了多种"左倾"刊物,并对出版场域内的意识形态渗透一开始就有清醒的思考和深刻的警惕,利用韧性战斗的方式,对"左倾"意识形态的传播进行策略性纠偏,这种隐性力量为"左倾"意识形态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展示了其出版思想的前瞻性.     

试论鲁迅形象的接受

鲁迅形象的传播与塑造,即鲁迅形象的接受,是鲁迅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鲁迅形象一直在被塑造着,不同接受者心中有不同的鲁迅形象,这与真实的鲁迅相关又不完全相关。鲁迅形象的塑造与接受也与时代变迁有密切联系,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着鲁迅形象塑造的方式和效能,不同的时代背景,鲁迅形象的传播和接受呈现不同的样貌。总的看来,鲁迅形象的接受有两个基本的走向,即"神化鲁迅"和"人化鲁迅"。     

1978年以来文学史与传记对鲁迅形象的重构

1978年以来,随着政治语境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传记文学对鲁迅进行重新书写。总体而言,新时期的鲁迅形象建构有几大新变:其一,"政治鲁迅"逐渐向"凡人鲁迅"转化。其二,现代文学史中叙述鲁迅的部分与鲁迅传两者的关系得到解绑。前者开始专注于"鲁迅的文学"而非其政治意义,后者则开始多方位重视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其三,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鲁迅与茅盾、郭沫若等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而传记文学也开始出现鲁迅与其他名家的"合传"。1978年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既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进展,也是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表现。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五四中国与鲁迅形象的生成

<正>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复杂性的一个代表,鲁迅的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出路血肉相关。同样,作为一个不断被阐释与塑造的文化符码,"鲁迅形象"是在五四时期被建构和生成的。从20世纪中国的视角来考察"鲁迅形象"的生成、选择、想象、利用及发挥,超越了简单的鲁迅"形象学"的体系,能将"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有机关联,从而呈现百年中国文化思想的转型轨迹。这种研究体现了以"个案研究"来反映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鲁迅所倡导的国民性思想内容,是通过不同视角下国民性的含义、鲁迅"国民性"概念中的"国民"构成、鲁迅国民性思想类型概说和细说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国民形象加以改造、树立"诚"与"爱"之人等内容表现出来的。     

评新版《呐喊》的“出版说明”及注释

一九七六年十月新版《呐喊》出版,这是毛主席对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作了重要批示后,出版界和承担注释工作的单位,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作了斗争而出版的第一本带注释的鲁迅作品。它比起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的带注释的《呐喊》(以下简称旧版),有很大提高。第一,增加了题解。     

附魅与神化——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反思(一)

新时期以来,20世纪中国作家几乎走下神坛而"祛魅",但唯有鲁迅是例外.文学批评界一直在为反对"神化鲁迅"、还原"人间鲁迅"而不懈努力,可是并没有真正彻底去除"神化鲁迅"的倾向,而是对鲁迅进行另一种形式上的"附魅"与神化.具体体现为:批评鲁迅的非学理化倾向;反批评一定程度上的非学理化倾向;现行大学文学史教材,不对鲁迅创作不足作出辩证评价;夸大鲁迅思想家的一面;和其他经典作家相比,学术界不谈或少谈鲁迅文学创作的不足.     

论鲁迅婚恋生活与小说创作的相互影响

鲁迅的婚恋生活和文学创作无不贯穿"文学是人学"的理念,成为文学创作的生命与动力。鲁迅一生与三位女子有过爱情纠葛,分别是琴姑、朱安和许广平。她们在鲁迅创作生涯中留下深远影响。无论是初恋、"礼物"还是"真爱",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都不可忽视。他的婚恋生活不仅改变人生,更促使他创造现代文坛巨大成就。     

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

鲁迅曾把日本自由主义作家和评论家鹤见祐辅的杂文集<思想·山水·人物>翻译成汉语,但鲁迅并不是一字不漏地全译,而是有所取舍的.本文将鹤见祐辅原著与鲁迅译著相对照,从鲁迅的取合中分析鲁迅对"自由主义"、对"幽默"、对"费厄泼赖"问题的态度.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对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章太炎与鲁迅对浙东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显示着"鲁迅与章太炎之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革中的文化意义。章太炎与鲁迅所确立的"取今"与"复古"的变革取向及其对"魏晋文学"观的选择,构筑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文化"背景。     

语图符号学视野下鲁迅文学的图像演绎

鲁迅文学的图像演绎模式,主要包括反抗式、颓废式、温情式三种。具体来看,鲁迅作品主题和封面图像相互文,封面图像超出了外在的装饰功能,具有阐释文学主题的功能,并与鲁迅的精神世界相联系。鲁迅的图像观影响着鲁迅的图像叙述实践,作为文化图像的"山海经"和作为政治图像的"幻灯片"促成了鲁迅关于图像的两重认知。同时,鲁迅的图像情结和他的文学事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图像构成鲁迅文学的另一种讲述方式:一是对于图像价值的充分信任和肯定,二是对于文学叙述的图像化尝试,鲁迅的文学创作通过图像艺术不断地外化和延宕。     

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生命力度与历史理性--由新兴版画的形式意味看鲁迅的文化性格

鲁迅对版画问题的关注和论述集中体现了鲁迅的美术思想,同时也是鲁迅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艺术观不同于"直接"的反映论模式,其深刻性在于从新兴版画特有的形式意味中体味、张扬了人的生命力度,并渗透在文学创作的基调之中,共同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维度.本文拟从反叛因袭、张扬个性,新兴版画形式意味的战斗性,对人的本性的"驯顺"、"奴化"的批判,以及鲁迅不可调和的极端性格四个角度,论述鲁迅艺术观念中体现出生命力度与历史理性的文化性格.     

无“家”的彷徨——鲁迅对于“家”的绝望与痛苦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忽略了对于其"家"主题的考察,实际上鲁迅的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对于"家"的焦虑。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微观的家庭、中观的家族和宏观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鲁迅藉此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无"家"的绝望与痛苦。鲁迅作品中的"家"主题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焦虑。     

幼者本位:从伦理到美学——鲁迅思想与文学再认识

鲁迅五四时期阐述的"幼者本位"是一种新的伦理观,这一新的伦理观颠覆了传统的长幼伦理关系,将长者对幼者的"恩"转化为"爱"。鲁迅的阐述是以其自然观为基础的,因此其"幼者本位"具有自然观与伦理观的二重性。鲁迅"幼者本位"观念的形成,直接受到了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影响。而且,在鲁迅这里,"幼者本位"与进化论发生关联,构成注重生命意志与生存权力的"幼者本位进化观"。在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中,"幼者"作为一种角色,决定着相关作品的叙述方式、意义结构、美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