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雪芹先生”画页争论的述评

河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陆厚信绘“雪芹先生”画页,从1963年郭沫若同志看了原件,提出像主是谁的问题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界和文物界专家及爱好者的极大关注。他们有的根据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有的依照已有定论的类似书画进行对比研究;收藏单位多次调查它的来龙去脉,流传经过,并请有关部门鉴定,二十多年来,研究者们用各种方法研究的结果,分别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通过热烈的争论,问题愈辩愈细,愈争愈明。 本文拟对这一争论中的有关问题概括予以介绍,并提出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无相忘”译文异议

《陈涉世家》是中学语文的传统篇目。文章开头一段叙述了陈涉的出身和抱负：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志。’拥者笑而应日：“若为佣新，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日：“磋乎，核各安知鸿鹅之志哉！”其中的“相”字，语文教材没有注释。也有的选本不释“相”字，而是串解“苟宜贵，无相忘”一句，说这句的意思是“咱们中间，如果将来有谁富贵了，互相不要忘记。”这以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代表。陈永汉主编的《史记全译》译为：“要是将来富贵了，不要忘记咱们一起干过活呀！”发表于（语文教学通…     

论“红学”中“探佚学”之兴起

近年来,围绕着对“红学”的论争,不时有波澜激起。一方面红学文章有增无减,大有“红水”泛滥之势,另一方面非难之声也时而发出。“红学”研究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危机,否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呢?然而,危机并非等于死亡,而是酝酿着某种突破。红学中“探伕学”的兴起正是这种突破的一个开始。“探佚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八十回后原稿迷失,现在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程伟元所续。“探佚学”的任务是要探讨曹     

关于“新发现文天祥佚诗”的纠正

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1986年11月13日第364期第7版上看到《新发现的一首文天祥佚诗》一文。该文系从《福建论坛》第5期转摘的。作者林如求同志向读者明确指出:“查北京市中国书店据1936年世界书局影印的《文天祥全集》(1985年3月第1版),不见收录此诗,可见其为文天祥佚诗。”不知林如求同志是否仔细认真地通检了《文天祥全集》,就如此言之凿凿地下结论说:“不见收录此诗”,从而武断地判定为“文天祥佚诗”? 其实,只要稍微严肃认真一点,在林如求同志所指的这本《文天祥全集》中是不难找到此诗的。请翻至该书影印本的第382页,诗题作《赠许柏溪惟》,即林如求同志所谓的“佚诗”。此诗连同另一首题为《早起》的五言诗均作为“拾遗”附在《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指南后录》卷之三的末尾。载于《许氏家谱》的所谓佚诗与全集中的《赠许柏溪惟》诗的基本内容相同。均为五言十二句。     

对刘节先生“天人合一”说的异议

读了《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刘节先生的論文“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我有几点感想,提出来向刘先生请教。我觉得刘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是进行了一番有独创性的研究的,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和启发。但总的说来,我是不同意刘先生論文的基本观点的。     

“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异议

自从去年第一期《人物》杂志刊登了一篇回忆吴佩孚晚年在北平生活的文章说“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之后,一些报刊接着又作了摘要转载。持此论者的根据主要有四点:1、1938年年中,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实行“以华治华”方针时,曾挑选吴佩孚出面组织全国性傀儡政府,吴虽然参加了活动,但这是日方主动的。2、吴为做傀儡事,曾提出了一些不能为日本侵略者所接受的要求和条件。3、日本侵略者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吴佩孚工作”,吴“迟迟不肯就范”,最后死在日寇、汉奸手里。     

“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

我对於陆侃如冯沅君两用生所著中国文学史稿,现在只提出两点意见: (一)中国文学史稿讲商代文学只讲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而不讲尚书巾盘庚等篇。他们的理由是“尚书中的……商书事实上还是後代人写的或追记的。”(文史哲1954年7期)抱有这种看法的,不只陆冯两位先生,还有些人认为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篇幅都很短,最多不过几十个字,而盘庚三为每篇都有几百个字(盘庚上篇578字),因而怀疑盘庚是後人追记或修改。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有问题。1.卜辞是刻在甲     

论贾元春之死——《雪芹胸中有共工》第七章

贾元春是《红楼梦》中一个重要角色。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对她的直接描写虽然不多,但这个人物的影子始终笼罩着整座大观园。在宗族关系上,她是贾府“老祖宗”的孙女,在政治上,她却是贾府真正的“老祖宗”。因此,每个爱读《红楼梦》的人,恐怕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体现《红楼梦》深刻的社会政治主题,曹雪芹应当给贾元春安排什么命运呢? 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高鹗和程伟元。他们在续书第九十五回写道:“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圣眷隆重,身体发福,未免举动费力。……因前日侍宴回宫,偶沾     

宋诗简论——“中国文学史稿”补

(在修改“中国文学史稿”的时候,感到原来讲封建后期的诗歌而没有讲到宋诗, 是个很大的缺陷。因此,决定在“中晚唐诗”与“唐宋词”两节之间加一节“宋诗”。现在補刊在这里,请读者们指教。其他个别增删之处,不在这里一一说明了。) 唐代以后,诗人的心力大都用在词与散曲的写作上了。不过宋代还有不少继续采用五七言诗体而获得成功的作者,值得我们注意。在杜甫、白居易以后写诗的,不能不受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启发。宋代的现实生活也引导诗人们注意农民的疾苦,注意政治的败坏,注意外族的侵略。在宋人的集子中,不管作者是不是著称的诗     

对自然科学中一种认识“终点观”的异议

人们常常提到自然科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问题。英国剑桥学派所主张的理论物理学的“终点”已经在望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总结了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是总结了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经验而诞生的。其重大特点之一就是能自觉地随着实践知识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自己,从而使自己站在时代的前端指导时代前进。所以,开颜鼓掌欢迎自然科学的一切新成就。但是,也     

论作家的创作思惟过程——“形象思惟”异议

关于作家创作思惟过程的规律问题,近年百家争鸣,研究日益深入。不少论者,有时在同一篇文章中当谈论作家的创作过程时,并不乏精辟之见,但一论及“形象思惟”这命题,并想勉强证明作家的思惟就是用形象的思惟或是一种独特的思惟方式时,就不易自圆其说。这是因为,思惟的属性是十分复杂而多面的,夸大其任何一面,或者以偏代全,就必然与事实相乖,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我想,先考察创作的思惟过程,或先研究其几个主要的关节,应自有规律可寻,亦与创作有益,不一定急于下“形象思惟”这结论。因为不确切或不科学的结论,早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事实”与“评价”的混淆──香港“稿匠”的悲哀

“事实”与“评价”的混淆──香港“稿匠”的悲哀（香港）黄展骥在香港，一位刚冒出头，薄具名气的专栏作者发表了一篇《事非经过不知难》，内里把“骂错”与“骂错者”纠缠不清；把“事实陈述”与“价值评判”纠缠不清。直至今天，许多资历更高的人士偶然爱犯这个谬误。...     

“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二)

五从1955年7月起到1955年12月止,陆侃如冯沅君雨教授在“文史哲”上联续发表了他俩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稿”,并附上一篇“宋诗简论”作为补充。解放以来,一般所见此类论著,像这样能够以进步的观点和方法把上下数千年间祖国的文学遗产,就其发展历史以及人物、作品,都加以综括简要的评论叙述,实在并不多见,我可以肯定的说,两教授这部著作对于读者是极有益处的书,从里面可以学得很多的东西。     

“美起源于劳动”说异议——施昌东《“美”的探索》质疑之一

在我国美学研究者的论著中,对劳动与美的关系有过不少的论述,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也有一些论点很难令人赞同。施昌东同志在所著《“美”的探索》一书中,一再地论证说:“美起源于劳动”(第73页);“美首先是由人类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第63页);“‘美’是劳动的产物”(第75页);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第63页)。然而,细推所论,感到无论是在论据还是论证上,都颇值得商榷。特略举数例,向美学界和施昌东同志求     

司法权威的神话——以美国最高法院中的“异议”为切入点

关于司法权威与异议的关系,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异议的反对者认为,异议的影响很小且很间接,并导致法律的不确定,一个充满异议的法院是功能失调的表现,一致意见是保障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相反,在异议的支持者看来,异议通过揭露法律的缺陷,促进了法律的进步,异议增强而不是削减了司法的权威。通过审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实践,特别是一致意见以及现代异议的起源,可以发现一致意见以及异议并非是互相冲突的,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分别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保证并促进了司法权威。     

自媒体平台下“洗稿”的著作权法规制

近年来,自媒体"洗稿"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洗稿"本质上是剽窃行为,也是一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实务中,仍然面临"如何认定洗稿"的问题。而只有将自媒体平台下的"洗稿"纳入著作权法规制,明晰其所涉及的主体应承担的责任,才能抑制已逐渐成长的"洗稿"产业,促进自媒体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山大”古史分期问題讨论会發言稿

山大于本年一月五日举行了一次“古史分期问题討论会,会中西周派、战国派、魏晋派等派曾展开了热烈争论,共發言概要,已載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学术文化版綜合报導?靖逡蛳抻谄?僅选载童书业、张维華、罗祖基三先生發言稿。此外如1.王仲犖、2.高亨、3.吳大琨、4.时希哲四先生发言,因其主要论点已詳见共专论1.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2.西周地租制度考,3.读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论不同国家从奴隶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的体会,4.从泛论古代史中的几个问题闡明西周社会的性質(上列各篇均载见本刊),玆从略。     

“贾府遭火”辨——《红楼梦论佚》中的一章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八十回后原稿,现在我们是看不到了。但从作者亲友脂砚斋等人在八十回中所加的批语来看,作者不仅基本上已写成全书初稿,而且这些批书人也读到过后面那一部分稿子。因而他们在     

窒息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形散神不散”异议

“形散神不散”是60年代初萧云儒在《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短文里提出来的。他说:“师陀同志说‘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说得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在这里,作者显然力图以古代哲学中的形神论的观点来概括散文的特质,并把它提炼得精粹而辩证一些,以便大家把握散文的规律,更好地促进散文的发展。无疑,这一愿望是很好的。但事与愿违,“形散神不散”在实际的流传中却成了一条僵化的模式,窒息着散文创作以及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貌似公理的“形散神不散”实实在在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