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化到异化—鲁迅翻译观转变中的主体性研究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和创作主体,其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各种影响的重写过程,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主流社会的诗学以及赞助因素对译者主体起到最主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形成。鲁迅翻译观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与其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所处社会的诗学因素和赞助因素都是密不可分的。     

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

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文学翻译、文化翻译到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嬗变,其文学翻译思想包含了文学翻译的诗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将文学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诗学精神。     

论文学翻译中的"走失"现象

根据彼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体系中的"意义走失"论,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意义走失"、"文化走失"和"风格走失"等现象,阐述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联想意义不同、文学语言独特的美学或诗学功能、中西语言特点各异和文学审美主体审美偏好效应与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走失"现象.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文学翻译的诗学观——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其两个中译本个案研究

在对奈达"动态对等"翻译理论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借助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和法国梅肖尼克翻译诗学理论,对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其韩少功、许钧两个中译本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进而在创造的层面上对文学翻译的性质加以探讨,得出文学翻译不是再生品而是新生品的结论。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林译《黑奴吁天录》诗学化改写研究

翻译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从诗学化改写角度探讨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中如何置换了原文的诗学风格,成功吸引了深爱桐城诗学风格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眼球,使《黑奴吁天录》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挖掘该译本在翻译实践方面所包涵的价值以及对后世译书的启示。     

论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及其归属——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起

跨语言、跨文化是翻译文学与生俱有的特性,由于巴赫金文化诗学特别凸显了文学的民族文化性,所以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述了翻译文学最具本质性的一种特性——文化杂合性。文化杂合性使翻译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也不能简单归属于民族文学,使翻译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的意义。     

文学翻译的诗学建构:从归化趋于异化

文学翻译作为整个文学活动中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与具有反逻辑诗性功能的诗学建构路径常常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是一个被放置在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中、凸显译者创造性和主体性的意义再生产过程。再加上诗学建构维度下的文学翻译策略又一度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和指导,并对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归化译法、异化译法进行了重新思考。具体地说来,这对文学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实践方法而言,的确具有独特的理论支撑作用和文本规范意义。     

文学翻译策略的演进--以《破山寺后禅院》四译本为例

本文在回顾中外文学翻译策略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以唐诗<破山寺后禅院>不同时期的四个英译本为例,分析支配翻译策略的种种规范,从而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诗学传统、不同翻译目的等因素如何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文章指出,只要不同语言和文化间仍存在差异,文学翻译策略的演进便会不停地继续下去.     

论翻译的三大操控因素——以杨必译本《名利场》为例

根据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的理论观点,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或操控：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透过杨必的译本《名利场》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以及茅盾所代表的文化部等机构和钱钟书、傅雷等知名翻译家对《名利场》的选译和出版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互文性视角看译者的身份

"互文性"理论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的冲击,是提醒从事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学者去探究翻译与"互文性"的关系.这无疑会给翻译研究增加一个新的维度."互文性"理论将翻译视为文本间的互换,从而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作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赋予译者三重身份,即:读者-阐释者-作者.文章详细论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从不同层次把握住自己的身份来实现文本的互换.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文学批评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之一,是批评家对创作者隐喻于文学文本中的创作诗学的逻辑归纳和理性概括。其反对理性诗学式的纯粹理性化,强调回归文学文本自身,恢复诗学的诗性思维;主张通过文本细读法和兴辞诗学法重建诗学形态,以走出当下诗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文化诗学视角下《废都》的文化诗性翻译再现探析——以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旨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因而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进行鉴评,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突出的研究创新性,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该文学巨著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以及艺术感染力,而且能有效拓展翻译学的思维和学理空间。文章发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秉持文化诗学理念,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审美性、文化性及诗性。      

“理性”与“感性”——现代汉语诗学的文本分析

新文学运动的初步成功以及白话文合法地位的确立,使得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理性诗学文本大量涌现。合理的结构、完整的内容、恰切的论据、清晰的描述,以及定义、比较、推论等方法的具体运用,是"理性文本"的基本特征;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体现了现代汉语文学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印象的"感性文本"的大规模减少。随着现代汉语诗学的发展,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在总文本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理性文本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就是在被感性文本作为最后据点的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也逐步被理性文本所蚕食。这一过程潜在地反映了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话语地位的变化与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