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寺学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为实行蕃化统治,大力推崇佛教,扶植宗教势力,使寺院垄断了教育,寺学教育逐渐代替了唐以来地方州县学教育.因此,其性质、教学内容、教材选择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身份都与传统的州县学教育有所不同.寺学教育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使教育面向大众传播和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

吐蕃统治敦煌的官府牧人来自当地居民,放牧马、驴、羊等牲畜,每年向官府上交毛、皮、肉等畜产品,并提供畜力。官府则给其一定口粮,对他们放牧的官府畜群进行定期检查。这一做法源自吐蕃本部,并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官营畜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

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岗)的本义应与西藏近现代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岗)的含义相同,为一定面积的耕地;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将头的另一称谓■(五十岗) 即管理承种50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又被称为■(百户长);■(五岗)即管理承种5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部落都有一定影响。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综述

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的研究,相对其他各期石窟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专题研究论著出版.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就敦煌吐蕃期洞窟的研究,通过分类的方法,分别就综合研究、洞窟营建史、分期、洞窟个体、专题(如单个图像等)、榆林窟第25窟研究、莫高窟第365窟汉藏文题记、画风、供养人图像与服饰、经变画专题等问题的研究作了回顾并就吐蕃期石窟研究的特点作了总结.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福田司初探

在吐蕃归义军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和归义军政权对佛教的大力庇护支持,敦煌地区的佛教非常兴盛,而佛教僧侣亦通过践行各种福田活动为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稳定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福田是佛教中对从事慈善活动的一种泛称,福田思想在西晋沙门法立、法矩所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就有所说明。福田思想倡导佛徒、大众多做善事,施民于方便,这样既能帮助众生,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初探

本文运用敦煌、吐鲁番等地所发现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既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法律传统,又对唐朝司法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模仿与借鉴,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社会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归义军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敦煌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主要来源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等,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人改用汉姓并使用吐蕃名,主要由退浑部落进行管理,部分生活在敦煌诸乡的吐蕃居民成为归义军管理下的编户.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属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的考察研究 ,指出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特殊性 ,如有供养人画像的减少、东壁门上首次出现供养人、吐蕃装男供养人与唐装女供养人共存、僧人多于俗人、供养人画像题记之简略化等新特点与新现象 ,并作了详细分析。文中也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出现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作了探讨     

清代藏族农业经济初探

清代藏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农耕技术水平、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和土地垦殖扩张等方面均获得了较大发展,这既是藏族民众长期劳作的结果,也与藏汉民众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藏族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西藏西部阿里丁东遗址相关问题初探

200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在皮央·东嘎遗址V区发掘了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研究表明其与2001年发掘的三处早期墓地属于同一时期,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后半期的早期金属时代.这是西藏西部首个经考古发掘的早期居住遗址.文章结合穆斯塘(Mustang)地区考古发现以及喜马拉雅民族志,对其年代、聚落布局、季节性质、建筑特点以及经济形态进行初步探讨,认为丁东遗址代表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定居畜牧部落的居址,对研究西藏西部早期历史极为关键.     

藏族传统数学初探

藏族传统数学是藏族传统文化中兼具深奥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部分,其发展历史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颇有特点.文章初步探讨了藏族传统数学的产生、发展、内容及其特点,揭示了藏族传统数学在藏族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敦煌本藏文算书九九表再探

敦煌文献中已鉴别出4种藏文九九表,其中,P.t.1256是由藏文字母拼写的汉文“小九九”表,ITJ764、P.t.1070和B59:10是藏文九九表,包括了不同编排形式的“小九九”表和“大九九”表。ITJ764尾题人名“■”,为藏文九九表溯源和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对这4篇写本做转录,对残缺的内容做推拟还原,并给出译文和评析,初步结论是:敦煌藏文九九表有大、小两类4种,与汉文“小九九”表作用一致,编排方式有别,藏文九九表抄写者和使用者并不限于藏族。这些藏文算学文献实物,为研究藏族科技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