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员生产效率视角的农业经营主体辨识

农业经营主体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是坚持家庭经营还是推行规模经营成为争论的主要话题。通过比较分析小农、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的全员生产效率,发现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劳动力使用导致了大规模经营主体全员生产效率低下。鉴于此,研究认为应该在坚持家庭经营为基本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适当限制农业企业对大田粮食作物的经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逐渐形成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小农经营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在土地流转、资金融通、服务体系和后继人才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从完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金融扶持、改革城乡二元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制定、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过程中存在过度重视工商资本农企、不重视在乡小农的新型农业职业化培育、对农民合作社扶持过度及对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定位不清等问题。学界对此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一些研究结论有失偏颇,应予以矫正。通过调研分析认为,政府应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消减和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和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以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立,充分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正面带动作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粮价下跌与“谁来种地”——基于洞庭湖平原Y镇的经验分析

粮价下跌对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促进农业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村社会普遍形成“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粮价下跌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老人和“中农”无法实现劳动力变现的预期,老人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退出农业生产,“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而基于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双投入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模,具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这类农场顺势接手老人和“中农”退出的土地。进而,粮价下跌促使农业生产由“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家庭农场内涵的演变与政策思考刘启明

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家庭农场"被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出来,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文献分析发现,对家庭农场的关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各有侧重,其内涵也逐渐得到了完善。当前,我国农业需要承担起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就业这三个功能,为此,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家庭农场与其他经营主体的关系与定位。在政策导向上,发育家庭农场的关键是如何保障家庭经营层次的公平,以及能否出现一个职业农民群体。     

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农村土地的小农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合作经营模式、公司经营模式和集体经营模式的结构激励、经营效益和交易成本比较分析发现,五种土地经营模式都不存在绝对的竞争优势,但存在制约它们可持续发展的共性制约因素和异质制约因素。为此,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路径选择应当包括平衡多元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差异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合作社”土地经营模式的发展和尊重农民选择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自主权。     

中国的农业转型——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就小农生产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等问题学界仍存有较大争议。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基于农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重点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梳理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农地制度一直是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两个矛盾面向之间演变发展。“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调和了上述矛盾,但其结果是农地出现被部分商品化的倾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生产所具有的保护作用不断被弱化。第二,日益深化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冲击农户的兼业模式,在边缘化大部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同时,推动着一个中农群体的产生;同时,又不断分化农民群体,使得大农与小农的分化趋势愈发明显。第三,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但他们并没有带动和组织小农生产发展,反而是全方位地排挤和吸附小农户。上述三方面的变化正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对小农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都市里的小农:城市郊区“农民农”现象及其成因——基于上海浦东Z镇的实证分析

农民农是郊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它与郊区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地农村人口大量非农就业密切相关,农民农一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具有较强的专业分工并深受市场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都市小农。郊区农民农的存在反映了小农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水平的不足,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决定了都市郊区农村农民农是成为农业产业工人,还是都市小农。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式家庭农场

在政策与市场的推动下,以改造传统农业为目标的企业式家庭农场应运而生。企业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如下特征：高资本技术要素、大规模专业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管理及企业化的市场销售和风险规避方式,这完全符合政府对现代农业的期许,因而常常被树为典型。但是,因为在发展中要求较高的环境、面临较大的风险,企业式家庭农场只能是少数精英农户的选择,大多数小农无法走通此路。因此政府不应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完全寄托于企业式家庭农场身上,大量存在的小农、中农等多元经营方式作为现代农业基础,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农业商品化与家庭农场的功能定位——兼与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比较

现有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社会转型和农业商品化的需要,由此使得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成为必要。相比于其他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其劳动和资本的合一使得家庭能够在农业种植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对比和参照分析,不仅能对家庭农场本身的功能进行定位,也能获得对其他新型经营主体功能的新认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农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带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使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约4个百分点,但对创业无显著影响。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带动效应显著,而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形成后,一定程度上能直接带动农业劳动者从事本地雇佣劳动,但尚不具有促进农业资本投资替代家庭自有农业劳动力投入进而释放更多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效应。与此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可通过促进土地出租来带动农民非农就业。由此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在带动农民非农就业方面产生显著的要素集聚外部性,提出可从培育和发展这些新型主体着手来提升农民收入和促进就业。     

从博弈走向共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多元协同治理——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为例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的进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多中心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对标公共行政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核心和主导的“元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基层政府为平台,整合多方力量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能够有效促推乡村振兴发展。     

家庭农场商事主体资格的建构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与民事人格不同，商事人格需要经过法律的拟制和确认才得以成立。然而，商事主体法律规则的缺失，造成了家庭农场主体资格认定标准混乱，财产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责任承担要素认定模糊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阻碍了家庭农场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家庭农场商事法律主体地位的明确就成为应对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从目前陕西省家庭农场的规范文本和实践的角度审视，家庭农场商事主体需要从营业能力和注册登记两个层面进行制度构造。在不同形态的商事主体制度比较中，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能够满足家庭农场规模经营需求，有助于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和促进家庭农场制度可持续发展，保护农民个人财产利益，是理想的家庭农场商事主体制度选择。     

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路径探索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农业经营形式,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大国小农”的格局不会改变,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定是基于小农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化。在小农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还面临“技术设施瓶颈”“组织瓶颈”和“人才瓶颈”亟待破解,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可以为小农家庭经营注入新的活力,将农业改造成有较高收益的产业,使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我国应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加快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农业经营组织,加快培养新型农民,探索出一条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政策概念。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来源于农业经济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在中国长时期保持"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这两个层面均应兼顾。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中农-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具有"适度"的特征,其经营模式兼顾效率和公平,引领农业现代化。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上,要明确支持新兴的"中农-家庭农场",构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家庭农场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家庭农场是我国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自身的法律特征。家庭农场的设立应具备一定条件。法律地位上,规模较小或单业经营的家庭农场可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规模较大或多业混营的家庭农场可登记为企业法人。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农产品安全、加剧环境污染及骗取国家农业补贴政策优惠等问题,有关部门可依法进行执法监督。家庭农场解散时必须依法进行清算。     

城镇化背景下金融资本“走下去”战略支持农业经营主体研究

城镇化背景下,金融业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都面临良好的历史机遇期.金融资本“走下去”战略选择的目标主体将是农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农业企业与个体商户等主要农业经营主体.就当前形势而言,金融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势必遇到较多的问题,为解决金融支持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金融行业之间缺乏合力、农村信贷供给不足、系统风险不易化解、农业经营主体自我排斥等瓶颈问题,应积极组建和推进大企业实施大组织化战略,以打造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平台为突破口,开辟上市融资、发行债券、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招商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构建良好的金融支持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环境.     

台湾地区农业产销班经营模式对福建农民合作组织的启示

目前,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长过程中,存在发展不均衡性、不规范以及缺乏有效外部制度保障等主要问题;而台湾地区农业产销班以其规范、健全、协调、高效的组织体系服务于小农,为台湾地区在小农经营制度下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及“精致农业”做出了积极和巨大的贡献。台湾地区产销班成功经验,对推进同处相似背景的福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政府、市场和农民家庭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了家庭农场兴起的过程,系统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及市场化条件下农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两个重要外部动力。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农民家庭借助政府和市场等外部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而最大化家庭收入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需求的结果。农民家庭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家庭农场是农民家庭同政府和市场“互构”的结果,这也充分显示出了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形塑了我国小规模农业的独特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