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     

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对扶贫的影响

扶贫工作中宏观的制度上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关注,但对微观的权力与结构性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扶贫成效与乡村治理状况紧密相关。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谋与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共谋,两者都具有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其越轨行为会给扶贫工作造成各种偏差,如识别不准、资源跑漏、扶贫效果不好等。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群体常常被排斥在扶贫决策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既不利于干群间建立信任,也不利于贫困群体发挥主动性和主体性作用,会极大地影响扶贫效果。因此应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以制度创新改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乡村治理的自主性困境及其化解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乡村地区必要的治理力量、治理资源和治理权限,是实现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并推动乡村治理从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内在要求。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以来,国家给到乡村地区输入的治理资源和嵌入的治理力量日渐增多,乡村治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资源的使用、治理格局的主导和治理权限的获取等方面面临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困境,使得乡村治理的绩效并未随着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出现明显改善。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对乡村治理资源拥有一定限度的自主配置权,构建以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代表为主、外部嵌入式治理力量为辅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必要的自主行为空间,激活乡村治理内生秩序等是化解乡村治理自主性困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改善乡村治理绩效的基本路径。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H镇的调查

联村制度成为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复杂矛盾、破解基层行政僵化、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探索。基于浙东的田野调查发现,联村制度通过推动干部下沉,以联村联户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打破了科层制的诸多限制,重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协调地带,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解干群矛盾、加强政府对基层社会需求的回应能力、弥补村级治理公共性的缺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群众日益复杂多元的诉求、村级权力结构对正式权力的排斥、行政体系内过于形式化的监督与考核机制等。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联村干部的职能与职责,完善对联村干部的监督考核机制,同时强化对村级权力结构的监督和管理。     

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

以山东和贵州两家典型合作社为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支部领办、联村党委领办两类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内核表现为多中心合作治理框架效应,体现在政府、乡村精英、农户多元利益主体对话的相互增进与理解、行为的相互激励与制约、资源的互补与互促,由此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具有重塑国家层面资源下乡的组织基础、再造农户层面合作的组织基础、构筑“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制衡基础的一般机制,对克服当前乡村组织功能缺位所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性衰落成效显著。研究认为,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具有解决农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绩效,但应进一步加强法律层面的关注,对其发展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丙烯腈纺丝用喷丝头内流场数值研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乡财县管”改革的公共治理效应与完善对策

"乡财县管"在规范我国乡镇财政收支的同时,也改变了县乡政府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从而表现出了丰富的公共治理效应。我国需要适时把财政体制的改革切换到我国行政体制的完善,改进我国政府的乡村治理策略和管理方式,推动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良性转型和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     

过渡型城中村的矛盾内部化与治理困境

将城中村问题放置在村民自治视角,探究过渡型城中村围绕利益分配展开的集体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及其治理困境。在边缘性兜底区位中,城中村改造处于搁置过渡期,由此带来利益矛盾的内部集聚。依附性乡村关系带来矛盾的内部转移,利益显性化的冲击与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村级组织进而从生产转向分配,被成员权福利依赖所绑架的分配型村级组织与博弈期变动分配规则的张力导致矛盾的内部循环。矛盾的内部化不断激发私人利益的攫取,冲击集体组织的公共性,导致村级治理失序与治理的内卷化,但在维稳压力与改造预期下,村级组织只能维持底线治理。城中村问题通常是城市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村级组织内部利益矛盾的平衡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过渡型城中村内部复杂机制的梳理,可以为城中村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参考。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精细化及其实践机制

在浙中农村,乡村治理体制日益向精细化转变,典型体现在村干部坐班制、职责分工、绩效考核、问责体制四个方面。制度精细化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其动力来自于规范权力运作的政治目标。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精细化在两个层面与乡村社会发生互动：一是面对乡土性与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制度精细化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的存在;二是制度精细化是自上而下行政动员的体现,而非自下而上农民治理诉求的反应,这使得村级组织的接点治理不再可能。制度精细化趋势的背后是基层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应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的双重变奏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基本形态。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基层民主实践,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现代国家要更好地造福于民,需不断提高行政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初步的构想是,建构行政村的社区福利评估能力、政策释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