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农村核心家庭的现代适应与权变

家庭作为个体的归属单位在现代生活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核心家庭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都呈现出灵动的家庭结构与代际互动模式以应对不同的境况,形成以第三代为中心联动母家庭的新的共同体形态。这种以倒置的亲子关系为主轴辐射大家庭的共同体实践,是市场化、国家行政力量和传统文化多重机制重塑的结果,更是尊重个体权利、权衡不同成员需求的家本位思想的现代延续。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这需从农民家庭抚育模式视角解释。在一些高度城镇化的农村,抚育模式从夫妻粗放式养育转变为婆媳精细化培优。农民家庭抚育主体从夫妻变为婆媳,抚育成本变高,方式更精细。在新型抚育模式下,个体压力和代际支持压力机制共同抑制了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个体压力机制表现为生育将带来核心家庭再生产压力大、女性职业发展困境、社会交往受阻与生理劳累,导致年轻媳妇不想生;代际支持压力机制表现为婆婆因抚育义务刚性化风险、自养财富积累受阻、老年夫妻感情生活牺牲以及家庭抚育地位边缘化而不愿带。这说明农民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有自己的行动逻辑,积极的生育政策应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系统完善生育、抚育、教育、养老等公共政策。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新联合家庭: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会趋于核心化,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的联系削弱。在东部地区调研发现,家庭结构非但没有核心化,反而倾向于回归传统。城市化为家庭注入了发展主义目标,子代家庭作为公共家庭,联结了男方和女方父代家庭（或直系家庭）,组成了新联合家庭。在此家庭结构下,实现了以子代家庭为中心的资源聚集,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彻底城市化的目标。新联合家庭体现了家庭在面对城市化压力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并成为中国渐进城市化的发展型结构和支撑力量。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论民工代际变迁及农村家庭模式的转变——新老农民工与家庭组织变化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着代际变化,作为青壮年劳动力的两代农民工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与意识形态影响下,家庭组织结构与功能已逐渐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长大,深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形成其独有的家庭观念和价值体系,希望能脱离农村到城市寻求发展,落地生根,农村家庭对其成员的向心力亦逐渐减弱,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的家庭模式。近年来出现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都反映了农村家庭组织状态的变化。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生存状态及意识发展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基于王山村的个案调查

现代性转型推动了农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激活了农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促进了家庭本身的现代性转型。文章对王山村三代直系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现代性转型是建立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基础上,父代在家庭发展目标激励下主动调适,直接参与家庭资源配置、权力让渡和家庭伦理的构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强化了家庭功能,为转型提供动力支持;重构代际关系为转型汇集凝聚力;家庭优先发展为转型提供伦理支撑。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     

中国农村“分离家庭”中的互动仪式研究——以留守妻子家庭为例

文章以具有“分离家庭”特征的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为分析对象,基于实地调研的经验数据,考察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之间的微观互动实践.提出,农村家庭内部的互动仪式因人口流动现象已经发生变迁.当前,以通讯互动、团聚互动、经济互动为主要内容的新互动格局之于“分离家庭”的意义是,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外出丈夫借由此种“补位”机制得以维持、表征和再生产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     

从农民分家看1861年改革后俄罗斯社会的变迁

分家是农户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重新界定,家庭财产 的再分配和家庭的再生产。改革后俄国农村分家盛行,使传统的宗法制大家庭走向解体,形成由父母和孩子 组成的小家庭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民外出打工、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家长的专横等促成大家庭解体;“全 分”、“分劈”和“离开”是三种主要的分家方式;分家虽不利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使小家庭的成员享 有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分家是农民生活方式的重大进步。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转型,代际出现资源和权力双重失衡但家庭仍然维持整体平衡样态的悖论。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代际关系性质和功能的探讨,指出当前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双方在家庭生存理性下采取的策略行动。通过采取资源下位优先分配、权力独立且合作、情感表达日常化与世俗化等调适手段,代际形成基于价值与情感整合的再平衡,并生成新家庭主义,在发挥家庭合力的同时带来家庭风险。上述研究表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发展走向并不符合家庭现代化理论,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更加细致和持续的研究,家庭政策制定需要面向家庭整体。     

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     

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中代际伦理嬗变的背景和特征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也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家庭结构、功能以及人们的家庭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结构从传统的大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变动;生育观念从传宗接代到精神慰藉的转向;代际责任关系从传统父慈子孝到单纯抚养子代的转移;代际交往关系从血缘群体到朋辈群体的扩展。由于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得家庭代际伦理的评价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中心的下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核心的转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平等化;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惟一性。家庭代际伦理应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其职能,维系家庭的和睦,追求家庭的和谐,让家庭真正成为自由、舒适、温情的乐园。     

甘肃穆斯林家庭结构解析

运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阶段设定方法,将甘肃穆斯林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家庭的开端、扩张、分化与家庭养老归宿四个阶段,动态地解析家庭结构的自然性变化。甘肃穆斯林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父权家庭。家庭中的代际层次主要以二代或三代居住为主,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为主。     

血缘的力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个案研究

本文利用在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村获得的深入访谈资料,通过对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的几位成员所描述的生活史的分析,展现了在一个传统结构式的中国农村家庭中,其成员是如何面对现代因素的介入,以及如何寻求帮助并不断成长的。并以此得出结论：中国当代社会的家庭中呈现出一种既区别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现代模式家庭的现象,即虽然中国家庭在结构以及功能上趋于核心家庭,但在实质上仍然保持了中国家庭的传统,家庭成员依然与＂家＂有着十分紧密的情感与经济联系,家庭成员之间依旧共享着一种对家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