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民主体地位的培育

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乡镇政府在“后税费时代”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导航标。乡镇政府对“农民主体地位”认识不够,农民自身责任感、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强,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互动性不足等,使农民主体地位角色及作用无法得以彰显。提出乡镇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强农村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增强农民适应现代社会的综合能力;要明确自身定位,由“管理”乡村变为“服务”乡村,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要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注重农村法制创新、建设与普及,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培育和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实现。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近年来农村社区腐败不断侵蚀农民集体权益,与产权改革的目的呈现冲突。农村社区腐败治理问题需要放置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中进行理解,特别是从基础性的产权治理入手来进行探究。当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因集体产权归属不清、责权不明和保护不严等,使得农村社区治理逐步陷入缺乏合理有效产权支撑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社区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区“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利益分配与集体经济主体缺位之间的矛盾。下一步,伴随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推进,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农村社区矛盾解决的重点,农村社区腐败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重点从明晰产权主体、实施政经分离、完善赋权增能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机制、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与机制等,有效建构起预防和治理农村社区腐败的长效机制。     

科研腐败成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大,科研腐败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选取近年来关于科研腐败犯罪的20个真实案例,从犯罪主体、行为分析和惩治情况等案例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科研腐败的原因主要是主体身份为犯罪提供掩护,司法弹性过大,监管制度不合理等,并提出通过完善预防机制,加强项目过程自律管理,健全事后追责机制等措施防治科研腐败行为.     

阳光村务助推廉洁镇村创建

今年以来,梅州市平远县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农村基础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参与监督阳光村务,助推"廉洁镇村"创建活动。该县廉洁镇村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积极开门纳谏,采取走访、座谈等方式向基层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建议,集思广益推进廉洁镇村创建活动;同时采取加强村两委班子内部监督,加强人大代表、党代表监督,加强村务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调查分析——以山西省灵丘县为例

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对山西省灵丘县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实地走访、问卷调研,结果表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争先创优等活动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整体水平获得提升和改善,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有所加强,党员先进性有所提高;但农村基层党组织仍存在“两委”关系不协调、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不突出,利益协调能力差、新农村建设能力不足,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滞后、后备人才缺乏,市场经济驾驭能力不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足,农村先进文化建设能力欠缺、农民文化生活不丰富等亟需改进的问题。要按照德才兼备原则选好配强“两委”班子,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执政意识和能力的教育培训,改进组织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依法行政,带领、帮扶群众致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切实担当并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犯罪行为的内因探析

我国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呈现出主体高职位化的发展趋势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腐败犯罪动机和变形的需要结构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腐败犯罪行为的心理动力 ;歪曲的价值观、颠倒的利益观、畸形的权力观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腐败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     

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

党的十八大把“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为我国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及一些倾向性地方政策,正在削弱和动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运行的根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要坚定“三个自信”,从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和观念转变上夯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运行基础;另一方面,应按照“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思路和“长久不变”的原则,着手构建长久不变的制度体系;同时,处理好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与支持农民创业创新和发展农户经济的关系。     

有组织犯罪与腐败的共生性问题研究

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都是当今世界严峻的社会问题。有组织犯罪与腐败绝对不是孤立的犯罪,两者互惠互利,共生共存,形成共生模式,产生共生能量,加速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社会危害。有组织犯罪与腐败共生导致了有组织犯罪的力量不断膨胀,使政治腐败变本加厉,经济和精神领域逐渐被染黑,导致政府对有组织犯罪的查处难度不断加大。为了遏制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发生,政府必须加强对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立法进程;从制度和机构建设方面,预防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共生;加强国际合作,从世界范围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犯罪。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解决农村两委关系的四种模式及其评价

“两票制”、“一肩挑”、“一制三化”和青县模式,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比较典型的、旨在解决农村两委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但前三种模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两委关系。而青县模式的制度设计理念高出其他模式,两委的权力分享和相互制约机制更加科学和完善．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机结合。     

浅议民主监督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大量事实证明：不受监督的官员必然堕落，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是减少决策失误、保证政令畅通的重要环节，是反对腐败、保持廉洁的一项治本之策。如何加强民主监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人民群众是监督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党的领导，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吸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接…     

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不仅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认知主体,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同时还是该制度的重要监督主体和受益主体。但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民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一是部分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抱有怀疑态度,投资参合意愿并不强烈;二是部分参合农民在医疗服务利用方面存在＂道德风险＂,侵蚀了广大参合农民的权益;三是参合农民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影响了参合农民监督职能的发挥。因此,要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想方设法减少或避免参合农民的＂道德风险＂。     

建立有效机制构筑全方位反腐倡廉新体系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坚定不移地反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而形成“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新格局。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思考

合作社是国外农产品重要流通主体,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这一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特殊企业组织,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管理人员缺乏激励;监督成本过高;决策效率低;资本筹措能力不足。中国农村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市场经济发育较快的地方涌现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保持组织活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唯有“与时俱进”,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即:发展股份合作,创新运行机制和组织原则;建立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纵横交错的合作组织体系,提高合作的层次和范围;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夯实组织基础 提高执政能力——来宾市村（居）“两委”换届实现“三大突破”

来宾市在2008年村（居）“两委”换届工作中。坚持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为目标。以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为核心，以选好配强“两委”班子为重点，以大幅度提高村（居）“两委”干部待遇为抓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科学设置职数、优化班子结构、提高干部待遇等多项措施。稳步推进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实现了“三大突破”。使全市村（居）“两委”领导班子结构进一步优化。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党的基层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进一步增强。     

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迫切要求。要切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战略思想,把握历史机遇,直面难题挑战,针对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创制反腐败涉外专门法律,反制国外跨境腐败案件长臂管辖,强化跨境反腐败执法司法职能,规范跨境企业廉洁合规主体责任,加强“自洗钱”犯罪的惩治、监测和防范,破解涉外反腐败制度障碍,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务实管用的法律资源。     

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对中国法治化作用的思考

农村社会组织的涌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能够为民主立法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从而有利于制定体现农民权益的＂良法＂;能够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力量,从而有利于监督、制约农村的公共权力;能够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培育农村法治建设的社会根基;能够形成新型的农民权利保障机制,从而有利于农民权利的保障。为了推动农村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政府必须解放思想、加强监督,为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农村社会组织要加强自律、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公信力。     

司法腐败的理性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告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腐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治理司法腐败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的司法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防腐败教育,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     

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迫切要求。要切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战略思想，把握历史机遇，直面难题挑战，针对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创制反腐败涉外专门法律，反制国外跨境腐败案件长臂管辖，强化跨境反腐败执法司法职能，规范跨境企业廉洁合规主体责任，加强“自洗钱”犯罪的惩治、监测和防范，破解涉外反腐败制度障碍，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务实管用的法律资源。     

我国法人不宜成为犯罪主体

本文通过对外国实行法人犯罪主体制度的条件分析,对我国现实特定社会条件的考察,指出我国法人尚且未能在经济领域中很好地承担其经济责任,在法律上让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更是脱离实际。从刑罚的效果来看,要解决“法人犯罪”问题.惩罚参与“法人犯罪”的自然人才是关键,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来惩罚并不能有效地抑制“法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