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牟宗三对朱熹格致说的不同阐释

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面临着工夫论与认识论、朱熹格致说与王阳明致良知说以及朱熹格致说与科学的复杂关系。唐君毅把朱熹格致说归于工夫论,牟宗三则侧重于从认识论面向阐释朱熹格致说;唐君毅较多地讲王阳明致良知说与朱熹格致说的一致性,并将前者看作是对于后者的继承和发展,牟宗三则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强调王阳明与朱熹的对立;唐君毅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不同于科学,但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牟宗三则认为朱熹格物致知的目标不在于科学,但可以拖带出科学式的专门知识。无论如何,他们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在民国时期胡适、冯友兰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夫之与程朱陆王格致论比较

格物致知一语 ,最早出自《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但是 ,什么是格物致知 ,《大学》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 :“格 ,来也 ;物 ,事也。其知于善深 ,则来善物 ;知于恶深 ,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说明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以观念制约行为 ,道德规范社会。北宋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致知在格物论》,把“格”解释为“御” ,认为只有御物 ,才能“知正道”。这种解释开始赋予格物致知以认识论的意义。但是 ,明确将格物致知引入认识论是程朱的发明。二程和朱熹都曾改写《大学》 ,补写《格物致知》章 …     

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     

王阳明经学思想新探

王阳明提出化繁就简,去好文之风;提倡和重视心学,强调"四书"、 "五经"不过是说这心体;认为看经书就是要致吾心之良知,由此主张复<大学>古本,以阐发自己的致良知说.形成与程朱理学不同的经学观,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中国经学.     

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致良知”：儒学圣门代代相传的精义要诀

《大学问》在王阳明师门有重要价值,被奉为教学经典。初入师门学习的人,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当下发现此心先天具有“良知”的本性,只是发现“良知”是不完整的,还必须“致良知”,王阳明借《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来解释其核心思想“致良知”。以此来说明,其思想与古圣先贤叙述的经典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错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以一己之见错解《大学》的＂格物致知＂为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误导读书人纷纷向外追逐名利,不知道从心地上革除私欲。而革除私欲是修身的根本,不能修身就不能治家齐国平天下。朱熹不能契入四书超凡入圣的境界,他所注解的四书误导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孟经典的阅读理解,使人们不能借圣贤的经典开启自己的良知。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漫议“格物致知”学说之中外古今命运

一中国人的知行统一、行高于知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探究并利用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格物致知”之学。为具体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以人的理性认识把握客观世界,提供了实证的工具或方法。早在古老典籍《大学》中,就提出了“格物致知”之说。《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说,要获得知识,就须探究事物;探究事物之后,该事物的知识就到手了。显然,“格物致知”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命题,含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但《大学》仅只是简单地提出问题,没有作出充分解释,宋明     

良知的嬗变--从牟宗三对阳明的批评来看

表面上,以“良知坎陷”名家的牟宗三是在接着“致良知”的王阳明在讲,其实不然。牟先生对王阳明多有批评,不仅对其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对阳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驳斥;还认为“王门四句教”非圆教。虽然他们都以“良知”立言,但良知已悄然发生嬗变。     

王门后学致良知说的演进

王学以致良知说为其主干。王阳明在肯定良知天赋于主体的同时,又强调先天良知最初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只有通过后天的致知工夫,才能使之转化为自觉之知。致良知的这种二重性,导致了王门后学的分化。以王畿及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现成派,将注重之点集中于先天本体(良知),并由强调本体的见在性而表现出取消理性工     

论王阳明大学观的演变

王阳明中后期的大学观有明显不同。中期是从37岁的“龙场悟道”到49岁的“宸濠忠泰之变”,这一时期,他主要是按照古本对《大学》中诸工夫的先后次序作了重新排列,以揭示圣学简易明白的“诚意”之教和“知行合一”之说:后期从“宸濠忠泰之变”开始,这一时期,他主要是运用“良知”与“致良知”学说来重新解释《大学》,从而在程朱以外,另辟《大学》研究之蹊径。因此,倘若说阳明中期的大学观主要是以恢复古本《大学》为己任的话,那么后期的大学观则主要以发挥自己的“致良知”学说为目的。     

致良知的实质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良知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只因其为私欲所蔽,故不能展现出来。因此,要通过或动或静、动静结合、知行合一、省察克制等方法,才能去掉私欲,把良知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去欲存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格物致知”论抉微

“格物致知”论抉微朱宝信在我国绵延数千年的以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为显著特征的儒家文化中，还旁生着一种探究事物规律、穷尽自然性质的理论源流，这就是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而在宋明时期发扬光大的“格物致知”论。古籍《大学》最早提出了。格物致知”之学：“致知在格物...     

《大学》中的理财思想

《礼记》的《大学》篇相传为曾参所作。宋代儒者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提出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环决定一环,一环制约一环的内圣外王的事功链条。《大学》篇幅不长,但论述财政、经济的地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朱熹的《格物补传》和王阳明的《大学问》——围绕《大学》版本的两派分歧

王阳明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格物方法,主张"致良知",这一分歧促使其在《大学问》中反对朱熹将《大学》古本之"亲民"改为"新民"。从中可以窥见理学与心学在认识论、本体论、伦理观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