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沛鸿教育思想的精华

雷沛鸿教育思想的精华阎广芬雷沛鸿（１８８８—１９６７）是中国近代广西籍的著名教育家。是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驰骋于我国教育界的风云人物。他不但在推进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创办国民中学，国民大学，建立民族教育体系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重视教育研究，...     

桂林文化城时期的国民中学之争

文章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从桂林文化城角度入手,对当时中等教育改制有典型意义的广西国民中学争论的背景、进程、结果作了探讨.这是国民中学研究的深化,也是社会科学界与桂林文化城关系研究薄弱的补充.有美好理想的教育改革,并不意味有满意结局,教训耐人寻味.     

雷沛鸿在教育改革中的创新精神

被誉为“中国的格龙维”的雷沛鸿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成绩斐然、贡献卓著的民众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他本着教育经世的原则,全身心倾注于民众教育,大力倡导民众教育,积极开拓新的教育研究领域,不仅为打破教育制度旧格局立下汗马功劳,也在建立民众教育制度新体系方面开了筚路褴褛之功,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以及可贵的创新精神,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功能定位

科学准确的定位是进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论建构和实践建设的根本前提,而当前相关研究的现状凸显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定位迷失问题。从功能定位上看,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首要目标是构建一种全体国民共享的国家认同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推动各民族民众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共有的一致的精神归依。     

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功能定位

科学准确的定位是进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论建构和实践建设的根本前提,而当前相关研究的现状凸显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定位迷失问题.从功能定位上看,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首要目标是构建一种全体国民共享的国家认同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推动各民族民众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共有的一致的精神归依.     

苏俄时期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

苏俄时期,列宁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教育工作者的素质等基本条件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他结合苏维埃国家的现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同时,他对社会各阶层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做出了基本判断,提出了分类开展教育的思想。     

苏俄时期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

苏俄时期,列宁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教育工作者的素质等基本条件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他结合苏维埃国家的现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同时,他对社会各阶层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做出了基本判断,提出了分类开展教育的思想。     

“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上)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的地位日渐重要。周思来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次到桂林检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并与文化人士联系,作出指示。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思来同志的部署下,大批文化人士陆续撤到了桂林、重庆等地。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胡愈之和张铁生主编的《国民公论》等报刊,相继迁来桂林出版。田汉、夏衍、邵荃麟、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等先后较长期地在桂林从事抗日文化活动。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勃兴,使桂林获得抗日救亡“文化     

国外民众价值观养成的影响因素及其比较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了解国外民众价值观养成的影响因素,是把握世界各国价值观的形成机理及培育路径的重要抓手,可以为我国开展价值观教育提供借鉴与参考。本研究依托“在线可访问数据库”,对英国、美国、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6 274位国民开展实证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因素对不同国家民众价值观养成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相较而言,父母和朋辈群体等社会关系成员、家庭传统和法律法规等教育资源,以及帮助他人等实践活动对国外民众价值观养成影响较大。各国由于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经济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在价值观养成及其影响因素上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各具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外民众的价值观养成及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并表现出显著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有鉴于此,深入开展价值观教育,应统筹发挥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多重主体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结合民众的年龄和社会阶层等特征,有针对性地创设实践活动,注重增强民众在集体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参与感。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英国工业革命与民众文化水平

本文论证了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民众文化水平并没有降低。恰恰相反，英国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保持稳定是工业革命得以发动和顺利进行的保证。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归功于民办教育的兴起和普及。但是，这场自下而上的教育革命忽视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为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经济的开始衰退埋下了伏笔。     

柏杨文学思想的特点

张清芳、陈爱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纵观台湾作家柏杨在五十余年间的文学创作，贯穿其中的是对中国现代市民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对这一创作主旨与文学思想，他通过“破”与“立”两个面向来实现，前期创作以“破”为主，旨在清除中国愚昧民众负载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     

鲁迅对宗教文化的研究与运用

鲁迅研究宗教文化的诱因源于医治国民灵魂与改造国民劣根性，而实事求是、批判地吸收等思想则构成了鲁迅宗教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式．鲁迅的宗教文化研究涉及面较广，几乎遍及世界三大宗教．鲁迅对宗教文化的研究与运用还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达到，了丰富文学内容、教育人民的目的。     

试论曾国藩的教育观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教育理论及其方法。（一）“隆礼”：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旧宿，（二）“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三）知行并重：曾国藩的教育方法。作者认为，由于曾国藩处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时代，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印记的双重属性，并且在中国近代一部分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钟敬文的民俗教育观

钟敬文既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又是资深的教育家。该文疏理了他的民俗教育观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对现代社会的启示，认为这些观点是改造国民性的形势之需和启蒙学者对民间文化关注的产物，不仅在启蒙时代发挥了教育民众、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对当前社会的爱国主义教育、素质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钟敬文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我所走过的道路——躬身实践40年

编者按】车向忱同志（１８９８－１９７１）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早年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１９２５年回到东北，在沈阳开创平民教育，波及全省。他曾任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总干事（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往返关内外，积极...     

抗战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事业活动述评

抗日战争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是全国和全省民众教育的风向标。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在事业、活动的演变和不断调整中进步、壮大,事业实施重心的嬗变、形式的嬗变、手段的嬗变、内容的嬗变以及彰显的电化教育的创造特色为今天的继续教育、社区教育、文化下乡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文协”桂林分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文协"桂林分会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积极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文化运动;重视文化自身建设和培养青年工作;努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究其原因有三在桂的文化人士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中共党员的骨干作用以及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     

论老舍创作中的传统文化心理特征——以《四世同堂》为例

老舍,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极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师,处在现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撞击中,为中国理想图景的构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不间断的思考。从他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老舍在对中国国民的中庸、保守、软弱、敷衍、自私等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中所体现出的温情、民众中蕴藏的民族主义精神、民性中的“善”和侠义心肠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眷恋和赞赏,明显地体现出他本人的一些传统文化心理特征。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他的传统文化心理特征中的这几个方面尤为彰显。     

庄孔韶教授：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的人类学家

在30年的人类学研究中,庄孔韶教授游走于理论与实践之间。他对西南刀耕火种民族的调查、对东南金翼黄村的同访,为其文化撰写的多元实践带来了学术滋养和思想灵感,从而使他在少数民族文化、汉人社会、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摄制、公共卫生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组织人类学和生物文化多样性原则在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推广应用,更是展现了本土文化自身的巨大潜能和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深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