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审美同情的想象空间与爱略特的现实主义书写

乔治·爱略特将"面纱"的浪漫诗学意涵与哥特式认知隐喻进行气质杂糅,在其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中呈现浓郁的文化"精神分裂气质"。她通过呈现面纱在审美和认知之间所形成的认知迷雾,质询绝对的认知模式并认可他者的不可尽悉,进而呼吁审美同情的干预。凭借审美同情的想象空间,人遵循审美诉求判别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以及实现自我与自我的和解,并依靠关系、链接的驱动来整合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从而推动个体人到社会人的转型。与揭露"事实"相比,此认知模式展现的是基于想象而改变的"可能性",因此更益于人际关系的形成和社会共同体的构建。这使爱略特在受认知焦虑困扰的维多利亚时代得以重申艺术和文学在人类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无可取代之地位。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 “哀情”与 “高情”抒写简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现代性焦虑下个体的自我呈现

现代性视角下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实际上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与他者交流互动的过程,个体网民在"主号"和"副号"上的网络社交行为就是其现实中自我呈现的延伸,无论是"主号"还是"副号"这两个舞台之上的自我呈现都指向屏幕背后的自我。尽管个体对于"主号"与"副号"的使用有着明显被人为区隔的痕迹,却也有着许多无法割断的交织与重叠,两者结合在一起更加全面地实现了使用者自我呈现的需求。"主号"和"副号"之间的切换、交错、重合、互补联合构建出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自我。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红色经典”文学审美的文化性解读

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文化,特定文化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除了诠释革命理想、弘扬社会主旋律,融合展现出了解放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意味着“红色经典”文学具有综合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的审美意义.通过研究“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代的文化体制及社会审美文化,从由民俗文化、地域文化、语言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其所表现出的审美文化,进一步挖掘“红色经典”文学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性.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论“怪人”形象的现代意蕴

文学中的“怪人”形象包括疯子、傻瓜、白痴、狂人、小丑、身体残缺者、畸形人、变态者等,他们在文学观念与审美形态两个层面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现代内涵.“怪人”形象一方面折射出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面貌,展示出“人的文学”观之产生、成熟和日趋复杂的现代性走向;另一方面则完成了文学审美形态的现代变革：它以反讽怪诞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喜剧色彩鲜明,呈现出“审丑”倾向,“怪人”式叙事人的选取则实现了叙事视角的现代性转换.     

消费文化语境中诗美流变的忧思

消费文化中的文学叙事,审美性和超越性缺失,历史化被放逐,而消费性在不断扩大弥散,渗透到诸多领域。无论是出版业、小说创作、影视文学,还是批评界,全都在拼命逐利中体现赤裸的消费性。相比较而言,诗歌界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以来消费文化的重灾区。“第三代诗”在彻底否定朦胧诗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突围与探索。他们高扬“个人化写作”与“口语写作”的旗帜,重视日常性原生态的生活诗,在所谓“及物”的生活流上滑行,所有诗人,沉溺于一己的悲欢离合,与时代、社会缺乏血缘关系,从而造成历史叙述过程的中断,成为无根漂泊的孤魂。70后的诗人,将韩东他们的“口语诗”改造为“口水诗”、“脏话诗”,令人不堪入目,在非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中国现代散文审美特质论

五四时代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整合 ,确立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审美特质 ,即源自人本主义的“自我表现”、文本哲学的“自我”本真以及作家“自我”人格之美。在中国现代散文中 ,自我表现的伟大地位、自我本真的文本哲学、人格审美的价值取向 ,永远为人们提供着无限宽广的审美空间。     

真实的荒诞与虚无的崇高——以六朝“驴鸣”为例

六朝时代，一度被誉为风流蕴藉的华丽时代，士人们“玄远冷俊”、“高简瑰奇”的“做派”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品格，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个体生命在演绎传统赋予的崇高意义的同时，又时时不忘消解生命价值的尊严，真实的荒诞与虚无的崇高有机统一，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士人们的精神层面中，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鬼吹灯》之“他者历史”书写现象分析

摘要：近年来《鬼吹灯》系列小说广受大众追捧。 《鬼吹灯》系列小说中存在的“他者历史”文本资源是这一小说之所以受到青睐 的重要原因。 “他者历史”创作及叙述主体的“他者性”与“他者历史”本身的经验性、碎片化是这一书写方式的重要特点。对“他 者历史”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他者历史”之所以成为《鬼吹灯》系列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探究“他者历史”所具有的深层次 研究价值,全方位地认识“他者历史”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为“他者历史”书写方式在以后创作中的运用提供借鉴,为“他者历 史”书写方式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正确导向,为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类型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引起主流文学 界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反思     

鲁迅与赵树理的互补性文学意义

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位“方向”型的作家虽然个人出身、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在揭示国民性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鲁迅真诚地实践“人的文学”主张,旨在“立人”进而“立国”;赵树理则秉承鲁迅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解放区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文学重在实现“人民的文学”主张,旨在“劝人”。两者共同构建了现代期文学的启蒙话语,并体现出显在的互补性。     

汉人“评屈”中的自我价值体认及对屈原“去国”问题的观照

汉代人之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不仅仅是带来了相关史学和辞赋创作的发展而已,以贾谊、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诸学者、辞赋家还在吸纳儒家和道家部分思想的基础上,重塑了一种哲学理论——“智”学,并启发了新的审美方向——山水之域。“智”学的本质是强调士人“自我”的价值,表现为在“臣——君”关系中为“臣”这一群体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智”学理论中的“出走”思想为后来不得志的士群体退隐山水之域提供了哲学支撑,而其所追求的“自乐”“逍遥”精神则使退隐者开始留心于山水之美,从而形成了“自我——自然山水”这一新的人生关系。此关系在古典哲学、美学与文学中的影响都非常重要。     

“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东方被预设为与之对立的“他者”,被动地参与西方塑造自我和认证自我的过程,并成为后者建构其主体性所需的“镜像”。美国华人作家严歌苓撰成长篇小说《扶桑》,书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却对以上的模式进行了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本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对以上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     

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

席勒的宗教观点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象征的神变成了审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自由和审美的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但在席勒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还必须具有道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人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中的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他者的侵凌与自我的毁灭——张爱玲小说的拉康式解读

张爱玲小说中始终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结构,因受到他人的制约,其笔下的人物难以完成自我建构,个体甚至因他者的入侵而走向异化或毁灭,这与拉康哲学中关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论述相契合.借助拉康镜像论、凝视论、他者论来解读张爱玲小说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可深入发掘其笔下人物的自我建构过程,细致辨析张爱玲运用的“窥视”笔法,通过《传奇》增订版等具体个案分析他者欺凌与自我毁灭的二元构成.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视角观照张爱玲创作,有利于多角度地深入思考张爱玲小说的精神内涵.     

从“青春文学”看大众审美文化流变

通过梳理“青春文学”发展现状与社会影响，探讨不同时期大众审美与文学建构的复杂景观。具体表现在传统中心的消解，即审美空间由乡村转移至都市，个人意识取代政治集体观，精英文化受到大众文化冲击；消费社会借助审美文化的包装来装点门面，逐步完成对审美文化的挪用与改造，文学创作日渐市场化、符号化；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新时期大众意识中较为突出的精神特征，化轻历史的沉重感，用戏谑的方式消解崇高来对抗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