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当前生育政策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调整。在“十四五”时期和中长期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和推动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包括数量、时间、性别和质量四个维度,并主要以生育数量调节为核心。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我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应该从调节性的生育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服务和支持人们的生育的本质是,生育政策要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当前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实施“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生育政策;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构筑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计划生育制度的发展转型;加强对生育的健康质量和婴幼儿照护抚育的投入;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调整。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性别和发展视角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低于群众生育意愿，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应以目标群体的需求为导向，采取有效、可持续并根据需求变化能够灵活调整的措施，缩小生育意愿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本文从家庭和个体层面未满足的生育需求出发，以性别视角和赋权为框架，结合中国的发展特点，讨论以人民为中心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取向。     

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与完善

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从托育服务市场发展、生育保障水平、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对于三孩生 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回应需求,从完善托育服务市场、提高生育保障水平、促进女性职 业发展等方面对三孩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力求从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从“数据”到“数治”: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与政策的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是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趋势,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技术快速发展与政策滞后的挑战,需要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政策改革。通过对东部Z省乡村的近距离观察,以实地田野为主探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和“数治”,以及技术逻辑和政策逻辑的有效协同逻辑。从技术与政策的张力出发,分析了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问题:技术主导导致政策无法及时适应,形成“数字嵌入失衡”,政策滞后限制了技术的发挥;在操作层面,管理与服务、数量与质量、进度与实效的平衡成为关键问题。由此,提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强调技术与政策的协同发展、政府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以及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兴形态,正经历着不断迭代的阶段,为更好地抓住数字化改革的机遇,需要关注乡村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与政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要强调技术逻辑与政策逻辑的有效融合,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需要充分考虑技术与政策的协同演变,政府政策响应速度的提升亦至关重要。     

“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基于H省B县的实践考察

在“县管校聘”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直接影响着政策效果,揭示这种实践逻辑对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县管校聘”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与主体利益四个维度对H省试点县B县的实践考察发现,“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主要有在稳定中求发展,分步分层实现政策目标的目标生成逻辑;完善相关政策内容,协同推进政策执行的政策协同逻辑;加强组织建设与学习宣传,使不同主体达成共识的共同体逻辑;注重竞聘弹性和过程公正,维护不同教师群体利益的利益协调逻辑。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新工科”建设政策的形成研究

为了更好地执行我国新近提出的“新工科”建设政策，需分析该政策的形成机制，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尝试对我国的“新工科”建设政策的形成过程的各种因素和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社会需求和国际趋势不同步的高等工程人才质量堪忧。在作为“政策共同体”的专家学者和媒体等的积极推动下，政府层面的多项顶层发展战略分别构成了我国“新工科”建设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种源流共同作用，推动了“新工科”建设方案的开启，政策得以正式确立和实施。      

意愿与行为：“生育主力”缘何不生

青年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其生育意愿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的高低。本文对湖南省260名年龄在18—35岁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三孩政策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发现青年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呈现“双低”,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全面三孩政策态度消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养成本高和生活压力大的现实困境直接导致“不敢生”的生育困境;在文化观念因素上传统生育观的让位和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想的兴起带来了“不想生”的新兴思潮。针对上述成因,从积极帮扶女性发展、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构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逻辑理路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讲政治”一直贯穿于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逻辑理路主要表现为：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与自身建设面临的问题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依据;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和重要目标;协同推进思想教育、制度建设与政治监督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实施样态。新征程上深化党的政治建设,要求党牢牢把握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这一永恒主题,以党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建设实际情况为依据,深入推进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党的思想、制度和监督为支撑的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机制。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DRG政策议程探析

DRG支付方式改革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聚焦DRG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议程设置问题，能够凝练出DRG政策出台的逻辑路径和政策目标，继而为后续DRG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基于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及政治源流对DRG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进行分析，探讨DRG政策的形成机理和政策目标。研究发现，DRG支付方式政策的出台是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问题源流——费用控制、医保管理；政策源流——专家倡导、政策探索；政治源流——执政理念、公众需要”,三者动态耦合，打开了DRG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之窗。为进一步推进DRG政策体系的完善与落实，在问题源流方面，政府应增强问题意识，不断疏解DRG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在政策源流方面，鼓励专家和各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持续优化政策储备；在政治源流方面，把握国家重要战略的引领方向，积极践行国家医保改革理念。     

江苏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敏感性研究

为探究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和对生育政策的敏感性,本文以江苏省18～50岁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被调查者基本信息、生育基本情况、个人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的态度等内容,并采用多元有序逻辑回归和基于主成分的聚类分析展开研究。逻辑回归主要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已有子女个数越多的群体对“双减”、托管服务等政策的支持度越高;工作时长越长的人更希望推行托管服务、延长男性产假;工作时间越长、已有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较多的群体更希望减少过度加班。聚类结果表明,若要提升生育率,可以对低学历、中低收入群体推行定向经济补助、公租房等政策,对工作时间较长的群体实行减少过度加班、提供儿童托管服务的举措,营造长辈抚养的社会环境。研究结论对制定和落实生育促进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浅析政策外生育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基于温州市洞头县统计数据分析

在研究洞头县近年人口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地政策外生育现象的现状和特点.研究发现,洞头县近期政策外生育数量有所上升,政策外生育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且主要集中在二孩生育上,并以生男孩居多.究其原因,主要与人们生育意愿尚未彻底转变、利益导向机制效果不明显、政府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措施有关.据此建议从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宣传教育、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和行政执法手段等方面进行应对.     

生育政策放开对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宽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由此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居民家庭负债增加。基于我国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实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和截断回归模型,研究该政策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边际效应的计算显示,当家庭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时,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平均增加6%。据此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仅需要宽松的生育政策,更需要在生育政策外下功夫。从居民家庭负债视角来看,更切实的支持和补贴政策是发挥生育政策作用的关键。     

课程论视角下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随着我国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而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创新发展，通过课堂教学形成合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充分体现课程价值理论中的育人功能，是正确理解立德树人的体现，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题中之意。本文以教育学课程论为基础，结合协同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理论、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等，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管理以及课程评价等五个维度构建高等教育课程协同育人与成效分析的框架体系，深挖课程协同育人的价值理论基础，构建同向同行的协同育人机制，探索协同育人的效能提升路径，为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问题研究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当前我国人口除了规模巨大外,还呈现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少子化”的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适度生育是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低生育率情况下,国家政策如何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本研究从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层次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及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以及面临的瓶颈入手,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经验,从政策顶层设计、生育政策属性、紧迫的现实问题、“一胎体验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