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     

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书写的兴起

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书写,是在西方实证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兴起的。其发展则从最初的社会总体史探究逐渐衍为社会形态发展史(通史)和社会生活史(专史)两大支流。这一过程不但大大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及史学研究内涵,也直接促进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历史科学的转型。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引领,使关注社会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和民生事业的休戚成为社会史书写最为普遍的进步倾向。至其所显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趋势,还具有现代史学初创期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正是以此为起点,历史学开始突破旧史学的藩篱,在进一步吸纳和借鉴现代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的基础上,较快开启了由传统人文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蝶变。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和巨大进步,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社会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化,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历史现象和历史场景的再现,加深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 ](P450)马克思的这句话,非常深刻地讲清了社会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加强和发展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让"生活"回归"历史"——评常建华教授《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

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常建华先生结合自己20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实践,回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出版了新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总结与思考。首先,该著对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书中收录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中国社会史研究概况》、《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等重要文章,不仅厘清了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而且对当前社会史研究的最前沿的领域进行了深刻的…     

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五四"以后,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承袭乾嘉汉学之余绪,专心于古籍文献的考辨整理,成就一种文籍考订之学.这种文献学范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献学并未完全吞噬和覆盖历史学.20世纪以来梁启超等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直至1980年代,二者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文献学与历史学开始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社会史的"整体性"与"田野工作"

与传统史学不同 ,社会史着力关注普通民众 ,展现日常生活 ,深入具体社群 ,还历史以“整体性”面目。作为人类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法 ,“田野工作”可以为社会史学者所借鉴 ,以改变史料搜集的途径 ,丰富历史提问方式 ,重现社会生活情境 ,解读地域性知识 ,从而实现社会史的“整体性”目标。     

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刍论

目前 ,学术界对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及其实现过程还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分析了新史学“总体史”范畴的发展及其内在联系 ,说明社会史的整体研究的方法应和“社会”的整体联系性相统一 ,只有看到隐藏在社会、社会生活的表象下面的多重结构和相互联系 ,社会史才能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深层次把握 ,从传统的“事件—叙事”史学模式发展到“问题史学”的新史学模式。     

当代史学结构浅析

纵观近两个世纪史学自身的发展,明确反映学术领域最新趋势和状况,正确处理客观历史与主体史学的相互关系.历史学的基础层次是对客体历史的研究及理论与方法.微观历史研究,中观历史研究、客观历史研究.历史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哲学层次,历史本体论,历史识认论,历史科学的第三个层次是史学学层次,狭义史学学,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史学史,史学主体的基本素养及其训练.     

理论的"陷阱"与实证的"无力"——史学史内外的蒙森及其《罗马史》

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学的理论化趋向,实为应对社会科学生力军的自我调整.社会科学"理论"武器的强大映衬出传统"实证"治史路径的"无力",于是蒙森所归属的"实证主义史学"沦落在了后来写成的史学史上.实际上,蒙森和他的<罗马史>有着比史学史上的概括更为丰满的形象,并非理论和实证两个非此即彼的概念就能将其定性.将历史学归属于时代思潮的史学史解释模式同样值得反思.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总结历史,与时俱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反修斗争”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国际范围内的“反修斗争”。这一运动的结果并不成功 ,而受害最大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今天 ,当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上跋涉前进的时候 ,认真反思这段历史 ,其积极意义与我们对十年“文革”的清理和反思是一致的。只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 ,才能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不断前进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意识"与"语言":历史构成的第五个因素

在首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构成原初历史的"四个因素",并随后论及"意识"和作为现实的意识的"语言",却未将其列为历史的第五个因素。深入分析个中原因,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从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及文明进步的视角理解"意识"和"语言",则应将其提升到构成历史要素的行列之中。这一提升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经典形态的唯物史观,更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着眼于由人类所造成的现代历史中的许多新问题,人类的新启蒙已成当务之急。而这特别要求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对话,要求人们对"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反躬自省,以谦逊的心态和宽阔的胸怀,亲近大地,关爱众生。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关于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形成不同的主张：或以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标准,或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或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为分期标准。这些标准都不符合中国通史的学科分期要求。中国现代史作为通史,其分期应当以社会形态的变迁为标准,应根据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将其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的准备时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时期或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或现代社会主义时期。     

“历史创造者”命题的辩证性质及世界观、方法论意义

通行哲学教科书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作一个普遍命题,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一个永恒的价值主体,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实际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一个特殊命题,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刻分析后得出的一个具体结论,它揭示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即将开辟的一个自觉创造人类历史的全新阶段,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现实实践的反映,它所表达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