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事迹辨

李勣归唐时的统治区只有黎阳一带,不像两《唐书》说的那样广大。李勣与唐太宗的关系总起来看比较亲近,《通鉴》记载的太宗临终前嘱咐太子“（李勣）若徘徊顾望,当杀之”的材料不可信。李前去平定高丽时的官职是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不是漫江道大总管;时间是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不是总章元年,两《唐书》中所记有舛误。     

李勣墓状小考

李勣墓,在今陕西省礼泉县的东北九山下,是昭陵(唐太宗陵)的一百六十七座陪葬墓之一。墓状呈倒“品”字形,是由三个直高二十公尺的园锥形土堆构成,从南朝北望去象三座山。 《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公     

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正>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曾经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今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中外历史学者在济南集会,济济一堂,对义和团运动史进行学术讨论,很有意义。近几十年来,历史工作者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这是可喜的事,说明人们对这次运动是重视的。从目前史学界的情况看,义和团运动的重大问题如源流、性质、口号、历史作用等等,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分歧还很大。义和团运动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它只有通过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摆事实,讲道理,采取百家争鸣的方式,来求得看法上的一致或者基本一致,其他办法是不可取的。而且,作为学术问题,即使长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也是允许的。     

论隋炀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在隋炀帝的评价中,开运河、建东都、巡幸历来被说成暴政,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游山玩水,因此,隋炀帝是千古暴君。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思想和活动应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和对英雄史观的批判,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未免笼统、简单。因为历史的发展毕竟有它自己的规律,它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而不是由个人主观意志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帝王将相的私欲。所以前论只反映了这些事物的表面,而没有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方面揭示事物“内部的隐藏着的”实质;只看到隋炀帝的作为,而没有从其活动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中去“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只看重了他个人的意志动力,而忽视了“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因此,本文对有关隋炀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关于隋炀帝开运河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一) 要正确的评价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不首先摸清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资料和我们认识水平的限制,一下子要摸得很清楚,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是有困难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一方面应该在认真学习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原则性指示以后,敢于探索前人未     

评价清诗的几个问题

清诗矫元明的偏弊,兼学唐宋,是宋诗后的又一个大发展,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后劲.怎样评价清诗的成就?《福建师大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陈祥耀的文章指出:一、评价清诗应该澄清的问题:(1)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唐以后,诗歌依然是进化的,但进化有其曲折性、特殊性;所以清诗有能综合唐宋诗的成果的前进的一面,也有其不及唐宋的一面.这需要具体、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其全貌.(2)要澄清"同光体"诗人、梁启超、"文学革命"时期对清诗的一些不全面估价的观点.     

关于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评价问题在价值论中的地位 评价,顾名思义,就是对价值的评估、评定、评判、比较、预测;总之,是对价值的观念把握活动,是人们把握价值的一种形式。评价作为把握价值的对象性活动,必然涉及到它与对象即价值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评价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就是价值论的基本问题。 众所周知,价值主观论和客观论是西方价值论中长期争论至今仍未停止的论战,透过他们的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看到,根本的分歧是对评价和价值的关系作如何的回答,认为价值评     

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翁同和不是维新派作为光绪的老师,历任清政府户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刑、工、户等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的翁同和,由于光绪下诏变法,西太后为了孤立和打击光绪,变法后四天就迫令光绪将翁同和“开缺回籍”。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将翁同和加重“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翁同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陷入类似的悲剧,这就使人们误认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     

关于唐德宗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从建中四年(783)开始,德宗对大臣表现出的比较严重的猜忌防范,是其本性猜忌所造成的。如《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条认为:“上(德宗)性多忌”。《唐史论断》、《读通鉴论》也有类似观点,我认为这不合史实。 德宗继位伊始并不猜忌防范大臣。史载“上初即位,庶务皆委宰司”,并希望宰臣们与他“戮力同心,以成大化”。任命崔祐甫为相后,“悉以国务委之”,并对他说:“朕与卿道合,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朕也。”崔祐甫染疾卧病在家后,德宗也“大事必密咨以决焉”。但后来,德宗不再这样信任大臣,而是表现极其严重的对大臣的猜忌防范,但这种转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受经于[张]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访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诏居翰林,恩礼甚厚,亲重莫比,自博士迁散骑常侍。上方属意宰辅,唯贤是择,故求人于不次之地。涉举怀州剌史乔     

关于孔子再评价的几个问题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学术界一个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认为孔子思想体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的现象。清儒焦循早就指出:孔子既强调“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却又允诺不死的管仲为“仁”(《宪问》);既主张“君子有九思”(《季氏》),却又说“以思,无益”(《卫灵公》);既肯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又高唱“有教无类”(《卫灵公》);如此等等,都是自相矛盾的。从近来关于孔子哲学思想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孔子哲学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由于各自侧重的方面不同,因而长期争论不休。“四人帮”全盘否定孔子及其思想,并大搞影射史学,力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提出,应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再评价,以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我很赞成这条意见。哲学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评价孔子,对于拨乱反正。发展我国民族新文化,是很有意义的。下边我从孔子哲学思想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于秦桧评价的几个问题

在秦桧身后，对于他的评价问题，有宋一代，官方就几经变化。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高宗为褒其主和之功，题其神道碑额曰：“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为申王，赠溢曰“忠献”。太常博士曹冠撰溢议说：故太师赠中王泰桧，光粥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贴危之中，恢太平于极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各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于定证。尤当先其报国之大节，传道之效焉。谨按说法：虑国忘家日忠，文贤有成日献。宜赐说日：“忠献”。①事过五十一年，宁宗开禧二年四月，以外戚入主大政的韩俯胄准备兴师北伐，使礼…     

关于评价陈其美的几个问题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沪军都督,后来领导过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沪上,成为著名一时的“上海闻人”。几十年来,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褒贬各异。褒他的人,称他是“民国伟人”、“共和长城”、“伟大的革命家”;贬他的人,则斥之为“上海流氓集团大头子”、“杨梅都督”、“资产阶级政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其美才符合历史实际,须要探讨。本人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关于查田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1933年至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查田运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因此,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查田运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于社会评价的几个问题

社会评价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发生于人类物质生产、物质交往和精神生产、精神交往活动中.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社会评价,是有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评价的积淀,具体表现为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及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舆论;来源于非日常生活的社会评价,是集团或国家意志的观念表达形式,具体表现为直接支配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以及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社会评价是同人们怎样生活、打算如何生活以及对什么是好生活的理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社会评价也是人们反映生活、表达生活和支配生活的一种权力.在社会关系复杂化、价值观念多元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当代,是否拥有和使用社会评价的权力,更显重要.研究社会评价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于李世贤评价的几个问题

李世贤是李秀成的族弟,生于一八三四年,广西藤县新旺村人。一八五一年八月,肖朝贵,韦昌辉所部途经藤县时,李世贤和李秀成一起加入太平军。一八五六年,韦昌辉在天京发动叛乱前,李世贤是太平天国的下级军官,并不知名。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局面,李世贤和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经朝臣查选出来助国。从此,李世贤逐步成为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征战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战场上,为后期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对李世贤却很少有过专门研究。有些论著涉及到李世贤时,评价部很高,说他是一个军事家、战略家,认为李世贤是独当一面的战将,是和李秀成等秩相同,作用相当的将领。至于李世贤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最后入闽的指导思想等等问题,一般论者多持肯定意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似还欠缺。本文想就上述这些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     

关于民族英雄评价的几个问题

建国以来,史学界曾就民族英雄问题展开过饶有趣味的争论,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翁独健、白寿彝,邓广铭、岑家梧、何兹全等教授,都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迄今为止,这场争论仍未结束。史学大师们的议论,自然精辟独到,妙语连珠,但也决非题无剩义,没有可以商兑之处。兹就管见所及,谈点粗浅认识。     

纳兰词评价的几个问题

康熙十二年,年仅十九的纳兰性德投书客居潞河的朱彝尊。这时,朱彝尊主持编选的《词综》已在上一年着手,他与陈维崧合刻的《朱陈村词》更是早就蜚声朝野,而纳兰的《饮水词》要过四年后才正式刊行。名动天下的竹垞与陈髯恐伯不曾想到,就是这位少年公子,日后在清初词苑会成为与他俩鼎足而三的又一名家。纳兰性德曾被推许为“国初第一词人”,这未免过誉。不过,当朱彝尊与陈维崧双峰并峙,从康熙直至嘉庆年间的词坛风尚,不是追慕姜(夔)张(炎)就是学步苏(轼)辛(弃疾)的时候,唯独纳兰能以自然深挚的情致和婉丽凄清的风格别开生面,另辟蹊径。至少应该说,他是清初在朱、陈而外独树一帜的词人。纳兰词生前就享有盛誉。“内家争播管弦声”,这是姜宸英在纳兰三十寿辰时的赠句;“家家争唱饮水词”,这是纳兰病逝十年后曹寅追怀的诗句,都说明纳兰词脍炙人口的盛况。纳兰身后以迄清末,评价纳兰词者不乏其人,虽立论或有轩轾,都不能不承认纳兰在清初词坛的特殊地位。无疑他是清词中兴运动中具有影响的作家。这里,我们想就纳兰词评价的几个有关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

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郭剑林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几乎每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都一律骂倒。诸如：“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根源，无非来自陈...     

关于微耳和细胞病理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微耳和(1821—1902)是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他创立的细胞病理学,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近代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基础和临床各学科都有很大影响。如何评价微耳和学说,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把生物学中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争论,看成是两条绝对不相容的路线斗争,而且依靠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学     

妇女学探讨中的几个问题

妇女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正在我国兴起。关于妇女学的建立及其研究对象、内容体系等问题,学术界正在探讨之中。本文将对其中一些主要问题的不同观点加以归纳,并发表自己的浅见,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