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侦查工作变革之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证据收集的角度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将非法证据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另一种是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但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的证据。因此,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人权保障为要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期待,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执法意识、程序规则、侦查体制等多方面的变革与完善。     

非法证据运用问题上的冲突与选择

非法证据是指有关国家执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非法方法获得的刑事证据。它不仅包括非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也包括非法搜集物证书证。这些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否在诉讼中采用，实质上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冲突与选择的问题，对其如何处理，不仅有理论探讨的必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拟就该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一、国外在非法证据运用问题上的冲突与选择在非法证据运用问题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做法不同，理论界也存在意见分歧。1．各国司法实践中…     

探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证据的收集、提取及质证、认证的规范化、制度化,对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研究

我国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的构建包含对程序和实体双重角度的考量。对于程序性排除标准之设定,以实物证据收集行为是否侵犯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为判断基点;对于实体角度的排除标准之设定,则是以司法公正的实现为目标。不过,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中的对实物证据收集行为可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之界定,表明其侧重于实体公正与惩罚犯罪目的之实现。可以认为,如何平衡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同的价值追求,同时在强化可操作性的基础上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乃是未来完善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     

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中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中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属于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均为制度构建的规范依据。在证据范围方面,应遵循“宽进严出”的规则,保证纪检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收集的材料均作为刑事证据出示;在证据收集方面,应遵循“就高不就低”的规则,提高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法治水平;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应以监察改革为契机,推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进步,并建立有效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是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往往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为代价，其结果使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不能很好的兼顾。在比较研究各国相应规则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建议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可采性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为一条禁止性规定,它体现了法律对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限制和约束,具有极为严肃的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现象履禁不绝,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如何才能作到严格依法办案,切实禁止刑讯逼供及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我国诉讼法学界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仅就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非法取证行为是指国家执法人员在侦查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直接采用或指使、暗…     

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由于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受利益的驱使,双方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有时会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了规范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初步构建了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一制度在相关概念界定、操作程序、是否对非法证据区别对待等方面还需要完善。     

刑事与监察证据衔接下的法解释学检视

为准确理解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的衔接与适用，需要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该条例加以检视，《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出台标志两法在证据衔接上迈向新的台阶。进行解释前，应当明确主观论的法解释学立场。《监察法实施条例》在证据衔接上有其自洽的逻辑体系，具体而言，包括三种类型:证据准入规范类型、证据取得规范类型以及证据排除规范类型。证据准入规范涵盖的证据种类均可进入刑事诉讼作为证据使用，其中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创设了双向衔接规范；证据取得规范不包含证明标准规则；证据取得规范从积极方面规定了证据收集、取得方法应当“对标”刑诉法；证据排除规范则从消极方面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察人员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理、程序与证明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具有正当性。但它又存在一定局限性。立法应增设专门的庭前听证程序，让法庭通过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作出裁定，同时，为被害人不服裁定提供救济。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采用自由证明机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最终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辩护方承担，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并在证据规则上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防止违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缺乏统一的立法体例、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够全面、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不够详细、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等问题,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论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证据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的认定一直是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难点之一,而证据问题,则是家庭暴力认定中的难中之难。据此,在未来反家庭暴力法建立的证据制度中,我们应在家庭暴力民事案件诉讼的证明标准上采用“盖然性优势原则”;在举证责任中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此外,司法机关在证据的认定中应重视间接证据的运用。     

略论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法鉴定结论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典中被规定为法定证据。考查了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探索其兴衰原因 ,以有利于对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有利于深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开启及其规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为中心的分析

在法律方法演进的过程中,司法能动性的开启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并将逐步地成为法律方法的基础。司法能动性的特征与司法被动性的特征并存而且统一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法律文明的进程。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安排往往通过证据制度来体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彰显了司法的能动性特征。     

初步证据的内涵冲突与概念匡正

初步证据在法律、司法解释及实务中应用广泛,但初步证据的内涵无法统一。《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的应用缘起英美法系,初步证据内涵是转移证明责任的法定证据规则。《民诉解释》第284条代表的司法应用,实质与大陆法系疏明规则类似,初步证据内涵是提示当事人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的初步证据应用范围非常狭窄,且与大陆法系非成文证据规则体系不融洽,该类初步证据的内涵并不具有可采性。司法解释和实务中的初步证据应用广泛,且与大陆法系疏明规则本质相同。中国应借鉴疏明规则界定初步证据内涵,并进一步明确初步证据规则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等事项。     

自诉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并列举了证据的七种具体表现形式,且其证据能力一般不受限制。这就导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诉讼对抗制,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多问题,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     

澳門稅法與平等原则

税收從根本上說,是侵害私人財產權利的行為。税法則以維護與保證國家或政府這種侵害行為的實現為己任。人民在認可國家或政府這種侵害行為本身之同時,卻未必完全讚同該侵害行為的幅度與份量。如果税法不能遵守平等原則,而是針對不同的人通用不同的徵税標準與徵税程序,則人民的抵觸與反抗情緒會表現的尤其明顯。     

诉讼程序中电子数据证据的查明机制研究

在电子存证应用领域中,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提交与保全等程序还不够规范,与最佳证据原则存在兼容问题,其存证程序也不够完善。电子数据证据需经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认证,才能作为证据被采信。为推进电子数据证据查明机制之优化,需建立与公证体系兼容的统一存证平台,完善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与质证规则,强化司法实践中区块链的采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