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协商民主的若干认识问题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实质上是民主的两个基本环节。说二者是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其实是指:它们是居于民主两个基本环节地位上的"两种基本形式"。协商民主一定要有协商,但协商决不等于协商民主。这意味着协商民主是有条件的:协商的开放性、平等性、理性化和制度化等。协商民主适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形式上,协商民主可以是政府、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两两之间或各自内部的协商,也可以分为听证式、座谈式、公共论坛式、提案式、电视或网络公开对话式等多种协商;内容上,凡法律未予明确规定的或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公共事务,都可以运用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应当成为政府决策的制度化程序。     

乡村协商民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路径

研究乡村协商民主是政治哲学协商民主理论的深化拓展。乡村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出现了平等困境、包容缺陷、共识局限与效率瓶颈等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是:"乡政村治"与宗派传统的体制张力、社会分层与经济压力的乡村现实、制度匮乏与政府主导的机构规制、协商文化与自组织羸弱的社会基础。化解乡村协商民主困境的实践路径在于:群众路线与协商型政府的塑造回归、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协商制度与协商机制的科学取向、市民社会与协商文化的协同培育。     

论协商民主的政治意义及其局限

协商民主是新近兴起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形式,它是人们对传统的代议制民主进行反思和修正的成果.协商民主对于现代公民社会的意义可以概括为:有利于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利于制约政府权力,有利于培育公民精神.但协商民主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如影响决策的效率、提高决策成本,协商主体力量的不平衡也有可能导致协商过程的异化等.     

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对协商民主概念的思辨

学术界对协商民主产生争论和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不一致。协商民主理论试图调和协商与民主两个内在矛盾的理念,事实上,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存在着至少四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一是既不协商,也不民主;二是协商,而不民主;三是民主,而不协商;四是既协商,又民主。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理想,它为审视和批判现实民主运行的缺陷提供一个可靠的价值基点。     

政府协商的基本内涵、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政府协商既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渠道。政府协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协商是指作为行政主体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同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开展的协商。政府协商既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作用,也具有自身的独到作用。当前,在推进政府协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障碍,具体表现在协商意识不强、协商主体能力不足、协商内容不明确和协商制度缺失等诸多方面。可以从增强政府协商意识、培养主体的协商能力、细化政府协商内容、完善政府协商的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政府协商水平。     

网络社会下协商民主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府公共事务决策的途径也逐渐增多。由于网络协商民主具有传统协商民主不具备的主体广泛性、平等性及信息即时性等优势,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不仅为我国政治协商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政府如何科学合理地规范这一新的协商形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要强化自身主体地位,重视舆情引导;完善相关机制,多部门统筹协调;重点培育公民的政治理性,提高公民个人素养;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为网络协商民主消除障碍。政府的这些举措,既能促进网络协商民主的规范发展,也会使政府自身从中获益。     

西方协商民主领域中叙事研究的进路与反思

协商方式一直是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焦点之一。部分协商民主论者在对理性论辩式协商理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将叙事纳入协商民主话语体系,视叙事为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作为协商方式的叙事,有着特定的内涵,它对协商民主理想承诺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入系统方法研究阶段之际,协商民主领域中的叙事研究也迎来新的挑战。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现实挑战及克服路径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践不断取得进步,其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也在逐步完善,但尚存协商民主制度平台不健全和缺乏可操作的规范程序等问题。阻碍党外知识分子在协商民主建设中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可从思想认识、法规机制、社会环境等角度分析。未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协商民主作用的主要措施有树立民主意识,提高参与者素质;完善党规国法,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创新协商形式,设计可操作性程序;在具体落实层面上,要继续发挥好党外知识分子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中的作用,还要向基层协商拓展。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与化解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治理领域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从功能上主要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咨询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和协调型协商民主四种形态。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也面临着形式化倾向、弱势群体表达受阻、协商理性不足、参与冷漠与协商责任感缺失等诸多践行困境。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培养基层民众协商意识,规范基层政府协商行为,就成为化解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困境的当务之急。     

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民主模式构建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协商民主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民主对话的性质能使决策更具合法性、更值得信任.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模式,是对"聚合民主"模式的一种替代,它能够避免"聚合民主"模式的缺陷,使决策更具科学化、合理化.协商民主对完善公民人格、培养公民美德也具有重要价值.协商民主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模式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要大力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     

四川选举民主与浙江协商民主之比较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重要形式,二者在我国的实践和运用,形成有四川选举民主模式与浙江协商民主模式。前者以自由、公开、竞争的选举为主要特征,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协商民主作为有效补充,其发展前景堪忧;后者为民众搭建了一个与政府平等、自由、自愿进行沟通、交流、协商的公共对话平台,拓展了基层民主,但由于缺乏选举民主的作前提保障,其也陷入了发展困境。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而选举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前提保证,二者共生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有的题中之意。     

中西比较视阈下“电子民主”发展的现实性介入

在西方国家，电子民主是在二战结束与电脑的问世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与成熟的代议制结合，成为独有的发展模式，网络投票、网络竞选是其显著特色。中国的电子民主刚开始起步，它的发展是基于技术推动、政治因素以及社会动因的结果，协商民主则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对中西“电子民主”的发展作一个现实性的比较，可以发现，由于各国民主发展的基础、环境不同，电子民主的发展在现实中也有很大差别。中国需要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政治发展的模式，应该把协商民主和电子民主结合起来，使电子民主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是民主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这就要求:深刻认识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政党协商民主、政府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以及网络协商民主等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构建,努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的协商民主问题探新

网络政治参与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全面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它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新形式与协商民主精神是耦合的。网络政治参与对协商民主既有积极效应又有制约作用。有鉴于此,网络政治参与促进协商民主实现的路径就需要进一步拓展。     

协商政治: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民主形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协商民主是当代西方在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基础上发展的一种新的民主范式。构建和谐社会可以借鉴协商民主的理念和要素,结合本土的民主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政治。     

选举与协商: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权。公民的参与不仅指通过选举赋予政府合法性和决定行政首长的去留,还包括对有关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协商。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协商是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形式,这两者都是建设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途径。     

中西式电子民主的发展:一种现实性比较研究

在西方国家,电子民主是在二战结束与电脑的问世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与成熟的代议制结合而具有独有的发展模式,网络投票、网络竞选是其显著特色.中国的电子民主刚开始起步,它的发展是基于技术推动、政治因素以及社会动因的结果,协商民主则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各国民主发展的基础、环境不同,电子民主发展的模式在现实中也有很大差别.本文从公民权利操作、权力监督的序位、民主发展的态势以及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上,对中西"电子民主"发展的模式作一个现实性的比较,从而克服西方电子民主发展模式的弊端,使电子民主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协商民主在我国逐步兴起并受到重视,推进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多层次、多领域、制度化发展成为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然而,协商民主在我国发展中,遇到如何与选举民主关系协调以及公民参与协商渠道缺乏的困境。在这两难困境之间,社会组织界别协商的设置,将通过代表选举的方式化解前一困境,又以组织性和界别性的制度化、渠道化解后一困境。社会组织界别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也在协商民主内部的底层与高层之间建立了沟通联系的渠道。社会组织界别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困境的重要突破,对于促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全过程民主政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具有双重推动作用。     

双轨协商:县级人大监督权改革研究——基于乐清“人民听证”实践探索的理论分析

以提高治理能力为目标,协商民主的理论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行政改革和地方治理的实践,而地方人大也在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通过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使人大的功能在民主中运转起来。本文以地方实践探索为出发点,通过背景、过程与做法的总结,对乐清"人民听证"进行深入剖析。在对乐清案例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观,提出乐清实践深化了县级人大监督权改革的创新方向,提出一个社会公共领域和政治系统互动下的双轨协商模式,并以此模型展开对乐清"人民听证"实践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     

论协商民主

20世纪晚期出现的协商民主理论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民主理论模式,它可以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中发现自己的原始存在,它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协商民主强调民主的协商性、决策的合法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和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