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模仿与创新

在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乃至近乎残酷的今天,模仿与创新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两大词条。其中,随着知识经济的诞生,尤以创新为甚。从本质上讲,前者强调知识的横向拓展,即在全社会得以传播的过程;后者则侧重于知识的纵向延伸。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同时在广度与深度上发展延伸的交叉网络的关系,社会发展才得到巨大的推动。     

论产品设计的模仿创新

模仿学习是大多数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规模和实力的限制,抄袭、模仿也很自然地成了企业战略上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帮助企业节约成本,同时可以将价格压低来争取更多顾客。实际上,国内外许多企业都是在模仿学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模仿只是手段,创新才是最终目的。     

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评杨小凯、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劣势之争

杨小凯、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劣势之争,实质上是后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之争。本文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对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提炼和分析评说,认为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是后发国后发优势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着重点有所不同,单纯的技术模仿论和制度漠仿论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哲学视野下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的互补性

原始创新和模仿创新是相伴而生共同促进人类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两种重要技术创新模式。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之间存在质变量变关系、主次关系、生成互补关系。忽视原始创新或模仿创新中的一种而过分突出或强调另一种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必将会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而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既要关注原始创新又要注重模仿创新。     

《梅花诗并序》的模仿与创新

大伴旅人的《梅花诗并序》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进行了模仿,而且在诗与序中处处渗透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影响。大伴旅人在对中国文学借鉴与模仿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积极探索的民族精神和勇于创新的民族意识,为日本民族创造富于独特民族特点的文学和日本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     

技术模仿、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赶超

本文在标准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和经济赶超问题 ,指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能力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赶超 ,是因为其人力资本水平低下 ,无法吸收和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进的技术与人力资本的不匹配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技术模仿的失败以及经济增长绩效的低下。因此提高人力资本储蓄率、普遍提高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一个可行的战略选择     

论制度模仿

本文在对制度模仿与制度创新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后发国制度差距、制度短缺、制度关联性、制度技术关联性、路径依赖等方面论证了制度模仿的必要性,从制度的普适性、制度溢出、社会科学的开放性、制度的可设计性等方面论证了制度模仿的可能性,并进而得出制度后发优势不仅存在,而且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的基本结论。     

创新、模仿与企业效率——来自制造业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产品创新是市场竞争中决定企业绩效成败的关键。运用中国制造业非国有企业调研数据,考察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和模仿三种产品开发模式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逐步回归分析法和技术效率值的计算结果均显示,合作创新企业的效率最高,模仿企业的效率次之,独立创新企业的效率再次之。这表明,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合作创新是优于模仿和独立创新的产品开发模式,因而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最佳战略选择。     

模仿陷阱与经济赶超——基于水平创新理论的基准模型

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推动技术进步的主体形式也会随之发生转换,逐步由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以对外模仿引入相对较新的机器设备推动技术进步转向进入较高发展阶段后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后发国家的政府将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适当,并能够做出适时调整,那么该国就可以顺利跨越模仿陷阱;相反,如果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超前或者滞后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就有可能将该国置于模仿陷阱之中,经济停滞,无法实现经济赶超。     

对国企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外部障碍与对策

对国企经营者实行年薪制有利于调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由于我国目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现象的存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不成熟,对国企经营者的考评监督机制不健全,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等外部原因,阻碍了年薪制的推行.因此,要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着力培育企业家市场,完善对国企经营者的监督考评机制,积极做好相关配套工作,以消除对国企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外部障碍,提高实行年薪制的实效.     

心的模仿--当代俄罗斯报刊广告艺术管窥

何谓广告标准或模式,众说纷纭.当代俄罗斯报刊广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哲理思维中的民族文化的本源发散,艺术审美的多维外显的自我基本风格,即古罗马美学家斐罗斯屈拉特"理想"、"创造"和"自由"三位一体的"心的模仿".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障碍研究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问题上面临着许多的困难,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起点低、规模小、发展慢、不规范、巩固难。这些困难不仅缘于自然条件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和市场发育程度,而且更多地缘于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发展环境、政府行为特征、农村组织体系和农民的文化素质。     

潮汕侨批局的经营网络

广东潮汕地区侨批局是专门经营海外华侨华人寄回国内的简短家书及汇款的民营机构。它是在 19世纪水客业的基础上产生的 ,随着侨批业务的增加在当时的各种客观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 ,于 2 0世纪3 0年代前后形成了功能齐全、纵横交错的经营网络。侨批局按功能可分为收揽局、中转局、投递局三种基本类型 ;按规模及经营网络又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批局。各类批局各具特点 ,共同构成了侨批的经营网络 ,对当时潮汕地区经济的影响很大。     

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

大一统是华夏文明对于世界的表象,也是中华民族进行资源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它以绝对者的名义强调了中央对四方的统摄、王权对万物的占有,以天道的光辉塑造着天朝上国的荣耀和尊严。作为大一统内部核心系统与次级系统之间的一条边界,华夷之辨起着约束系统能量、强化系统向心力的作用,实际上是系统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防卫的反馈机制,其诉求点在于核心系统即华夏文明的安全和稳定;海禁政策则是沉浸于天朝想象中的统治者在华夷边界漫溢、大一统秩序濒于崩溃之时采取的本能反应。     

当代中国如何"投旧引新"

作者介绍了日本学者小岛清的“投旧引新”理论(也称比较优势理论或边际产业理论)的主要内容,评价了这一理论的长处和局限,并结合小岛清的理论,提出了“中国式”的对外投资模式。     

华侨与南洋劝业会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则华侨对于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则陈列华侨展品的暨南馆是南洋劝业会中的一个亮点 ,同时以南洋劝业会为机缘 ,还出现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潮。华侨的种种作为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清政府举办南洋劝业会的设想和愿望 ,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中不难发现 ,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过渡中 ,华侨起着一定的先导作用。     

海外华商网络的构成与特征

海外华商网络是以海外华人商人群体为特定主体,以家族、族群、地区、行业、社团等为社会基础,以五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泛商业网络。从横向联系看,它是一个由海外华商的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从整体上看,海外华商网络是一个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的统一体。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法制障碍及解决途径

集林权权制度改革是被称之为＂第三次土地改革＂的制度性改革。当前,我国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林改实际操作中没有完全明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法律制度不健全;与＂托管造林＂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失等成为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法制障碍。破解这些法制障碍,推动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林权的归属,健全完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法律制度和与＂托管造林＂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促进林地流转规范有序发展。     

郑洪年的华侨教育思想与实践

郑洪年是中国华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认为 ,华侨教育尤为民族命脉所系 ,非海外任何事业所能比拟。他反对教育洋八股 ,反对理论脱离实际 ,主张教育要中国化 ,华侨教育应适应华侨处在海外特殊环境之需要。指出教育者的错误是理论多 ,而实行少。强调教育要心力交用 ,知行并进 ,提出应重视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他主政暨南期间 ,采取许多改革措施 ,制订“道德、科学、军事、职业、政治五种训练为暨南的教育方针” ,重视学术研究 ,主张兼收并蓄 ,学术自由 ,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学术团体 ,开展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