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超然性”与“介入性”：论中西方学术价值的文化差异

实现“超然性”与“介入性”的整合认同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一方面,现代大学作为蕴含丰富人文精神的学术机构,必须适当超越功利,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从事高深知识的传播与创造;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必须怀有严肃的社会使命感,以恰当的方式参与社会事物,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中西方大学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观西方大学拥有“超然性”的学术传统,崇尚“为学术而学术”;中国大学拥有“介入性”的学术传统,追求“为人生而学术”。因此,西方大学的现代化其实是在保持大学“超然性”的同时,增强大学的“介入性”,使大学不断超越“象牙塔”,不断贴近社会生活;中国大学的现代化则应该在扬弃“介入性”的同时,增加一点“超然性”,使大学服务于社会,但不沦为社会其他部门的附庸。     

“啬”：推进低碳生活的道家精神资源

低碳生活在我国方兴未艾，发展至上论、消费无限度、过度依赖技术等思想认识误区使低碳生活面临困境。老子的“啬”思想主张人们依“道”而行，心中树立爱惜理念并落实到行动上，节制少耗费，着眼于永续发展，“啬”的实践路径则包括反思自身本性、慎用技术、合规律的节制节俭等，这为解决低碳生活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同时，“啬”思想还启示人们在走低碳生活之路时要学会自我反思与批判，在道德指引下追求真正的幸福，政府也应学习践行“啬”思想，在社会中形成倡“啬”的风气。     

从“三十而立”到“三十而富”

时代在变，人们的期望值也在变。过去追求“三十而立”，现在却渴望“三十而富”。“钱多”，当做一种奋斗目标；“焦虑”，成为一种社会心态。为此《人民日报》连发两篇“关注社会焦虑”的文章。追问“三十而富”的前因后果。 “三十而立”是一句古语，出自孔子的《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人到了30岁，就应该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承担独立的人生责任，坦然面对遇到的一切困难。按照孔子的说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现在，一些人到了30岁，就想“财务自由”“从心所欲”。     

“宁波帮”在中国文化领域中的身份与境界

“宁波帮”在文化领域中拥有“文化产业家”与“文化事业家”两种身份,虽然在表现方式上他们对“利”、“心”、“义”这三种因素的关注重心有所不同,但在超越功利、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这一人生目标上却有明显的共通点。这种追求精神使他们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最高水平的代表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现代发展观的局限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把握

发展是人类追求的主题，关于“人”和“物”的片面理解使现代发展观呈现出有增长却无发展质量及大多数人享受不到发展成果的局限性。人们应寻求科学的发展观，使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老庄思想对现代人心理调适的方式

在现代飞速发展的社会境遇中，人们普遍被焦虑、不安等心理问题所困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内心之中有太多的由“外物”构成的心结无法打开。而道家思想中老子的自然无为，庄子的“缘督以为经”，对指导现代人实现自我心理调适，保持心理平衡，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

“资本-技术”共生体是借用生物学的“共生体”概念描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与技术在现代社会彼此互利、互为依存、互为彼此根据和条件的本质关系而形成的概念。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体系中，意指资本的增殖意志与技术的效率追求的同一，它们相互联结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总体性哲学反思中，意指资本与技术相互联结，构成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人的历史性规定和异化的客观力量。“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是把握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进而理解马克思思想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联系的枢要所在，也是诠释《资本论》的理论地位和话语逻辑，进而把握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实证研究具有的哲学高度的关键理论节点。     

人之生命完整性与教育

人之生命完整性是人的肉体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它的实现是一个生成性的动态过程,使人从一个自在的存在走向自为的存在。人之生命完整性意味着人终极的圆满存在,是人们永恒的追求。教育以人为出发点,不懈追求人之生命完整性,以实现人之生命完整性为终极目的,不断引领人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最终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试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完美性”陷阱—一个“正确理解利益原则”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人们的素养方面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有效性较差的实际问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严重的是把禁绝个人利益的“完美性”诉求作为具体的、现实的标准。实际上，利益作为每一个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能被完全禁绝的。因此，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差的一个切入点。但是，“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本身是有缺陷的，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追求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该原则进行规制，倡导一种理性指导下的“有限自利”与“完美理想”相结合的“正确理解利益原则”。     

为自己营造“学术境界”

为自己营造“学术境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刘景华做学问真不容易。大凡献身学问的人，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希望能得到社会的关注、同行的青睐，希望成果能对现实社会有所补益，或在文化发展长河中激起水花，希望通过做学问而使自我身心得到愉悦、得到净化，...     

“社会企业”能服中国水土吗

近年来，国外兴起的社会企业实践在国内也开始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期望从西方社会企业帮助政府有效解决许多棘手社会问题的经验中，寻求能“再造”中国非营利部门的有益方法。国内一些非营利组织开始以“社会企业”的身份开展活动，而少数从事公益活动的人也开始被称为“社会企业家”，或以成为社会企业家作为价值追求。但由于“社会企业”概念来自西方，     

“从放弃中得到拯救”——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彻底的奉献》

弗罗斯特曾经把他的《彻底的奉献》一诗称为是“一部用十几行无韵诗写成的美国历史”。在他看来，美国人要想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并充分实现自我的价值，就必须完全放弃自我，彻底地奉献。当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说美国人“拥有着当时不被我们拥有的东西”时，他一方面指当时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英国所剥夺，而另外一方面指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爱上这块土地，没有像神圣的爱情那样，做到双方在灵魂与肉体上的完全结合。这种“软弱”只有当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必须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时才能够被克服。于是，他们发现他们的“软弱”来自自我的“捆绑”。为了“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学会了“放弃”、学会了“奉献”，因此“立刻从放弃中得到拯救”。     

“苏斯博士”作品的美国儿童文学教育观解读

研究分析中美儿童教育观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别，对于撇弃当代中国社会仍以成人意志为主的儿童教育观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苏斯博士鼓励儿童追求自我的写作意识，解读当代美国儿童文学所体现的以儿童为本的儿童教育观，得出人类在其生命的早期便要敢于突破自我，保持激昂自由的精神，肯定自我独特的社会体验，学会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苏斯博士的作品有力地表现出美国人鼓励其儿童追求自由个性的儿童教育价值观。     

“以人为本”是权力文明建设之根本

权力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无论传统社会或是现代社会,缺失“以人为本”的权力,乃是不文明的权力,甚至是野蛮的权力。在我国权力文明建设中,必须肯定和尊重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中心地位,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发展之根本,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并且建立较为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用法律规范权力,用权力控制权力,用权力制约权力,以确保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被他用。     

试析人才资源作用于社会的主观障碍

“人”作为人才资源的载体，必然要将所拥有的人才资源作用于社会，否则，被社会弃用的人才资源就会成为过时的资源。一个人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社会需要的是能主动面对市场，把自己所拥有的人才资源付诸使用的人才，而不是那些缺乏认知自我和社会的能力，被动地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的人。应该提倡人们注意培养自己的“情商”，找到自己的位置，求得生存空间。     

慈湖先生之“人”论探微

传统儒学特别关注的是人生境界的问题，宋儒慈湖先生承继这一大传统，十分注意使人超越个体坚壳的局限，从生理人提升为心理人；然后超越仅仅关注自我生存状态的个体人，转化为建立在“类”的存在方式上的社会人；最后，慈湖先生特别要求人们从仅仅追逐己利己誉的自私人，转变为视天下万物人我“无一物非我”的大公人。这构成了慈湖先生完整的人论。     

“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

任何政权条件下的行政区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表现,是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供组织保障的空间格局。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持续追求,正是这一追求导致了其政治统治区域内多元性的存在。“因俗而治”型政区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为“政治一体”与“社会多元”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构架,也使“一体”与“多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的共生关系。     

北京交大“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与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历史价值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交通大学确立的“知行”校训，与孙中山当时提出的著名的“知难行易”知行观有直接联系。孙中山主张“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强调科学认识的重要性以及正确理论对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决定性意义，并以此推动史无前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步伐。校训“知行”二字体现了从古至今人们不懈追求的大学精神，是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术理念的完美结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推动社会经济大发展、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仍需要把握好知行关系，继续传承“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作者建议“知行”校训字体恢复取自孙中山的亲笔题字。     

论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本真”之思

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本真”在特里林那里获得了特别的关注与新的阐发。他从道德流变层面指出“本真”是相反于近代品德“真诚”的现代伦理诉求，申言“本真”指称的是人之原初性与是其所是，也即人不误信外在身份，不为共同观念所拘并突破金钱与机械的异化。在坚持社会是导致“非本真”的主因时，他又反对以激进方式获取“本真”,也不认为变革社会或放弃社会管制即可产生“本真”。相反，特里林认为，“本真”需要一定的社会抑制与心理律令，以便个人可以抵制虚无。存在主义的“本真”理念因过分强调自我而不容于现实社会或日常存在。特里林则通过侧重人的本身所是，论证“本真”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伦理角度对之展开研讨，减弱了“本真”的个人意志成分，舒缓了“本真”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将“本真”从复杂深奥的形而上理念演绎成宜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伦理品性。     

从“合理选择”走向“理性共识”：霍布斯契约论证中的内在逻辑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追求不同偏好的个体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争夺中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并建立一种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从整个论证来看，霍布斯显然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的建立不是依靠信奉一套来自宗教神学或形而上学目的论的道德观念，而是依靠那些拥有不同“合理选择”的人通过理性层层辨析和推理所达成的“理性共识”。霍布斯是以一种非宗教神学的方式来寻求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从个体人基于私利的“合理选择”论证了人们走向“理性共识”并建立合作的可能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