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话语理论再看林纾翻译中的“讹”

本文试图通过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以《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⑴)为例,来探讨林纾翻译中"讹"的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等因素。指出林译中的"讹",反映了由主流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会权力话语的干预,体现了译者个人话语权力的作用,以及作家身份对其发挥个人话语权力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林纾的文学翻译

在翻译史中,翻译的主要角色译者长期以来备受忽略,译者的主体性更是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开始得到承认,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本文将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林译小说＂的独特性,并尝试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主观审美趣味分析译者主体性和林纾所从事的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     

翻译视域下的林纾现象——兼论林纾的翻译

晚清时期的翻译家林纾开创了外国小说评介的先河,但其译作不尽完美,受到了鲁迅、刘半农等人的批评,钱锺书也撰文指出林纾的翻译是讹译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人对林纾的印象贬大于褒。使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来描述林译作品所呈现的特征,可引导人们对林纾进行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及客观的研究。通过对概念的系统论证和对现象产生根源的探究,指出了运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的意义。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受到时间、空问、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往往表现出某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有多种体现,最具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是个性化翻译.承认创造性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创造性叛逆应是在忠实原意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翻译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创造性叛逆

介绍了女权主义翻译与研究的背景以及女权主义翻译者的主张，指出加强对女权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及创造性叛逆的实践入手，分析了女权主义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向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女权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西方女性对女权意识挑战的产物，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林纾、鲁迅文学翻译中叛逆手法之殊途同归

译界对叛逆的研究多集中于创造性叛逆,即＂显性叛逆＂,而忽略了另一较为隐蔽的＂隐性叛逆＂。林纾和鲁迅则是两种叛逆手法的代表人物。正因叛逆手法差距过于明显,二人之间的对比研究较少引起应有的关注,更无需谈及他们的相同之处了。本文通过比较林、鲁二人二者在文学翻译中截然不同的叛逆手法,试图阐明二人不同的叛逆并非背道而驰,而是殊途同归,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和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同的叛逆手法,本质上都是成就特定历史文化使命的社会手段。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思考

文章论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对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创造性叛逆与有意误译,创造性叛逆与增译,创造性叛逆与省译(节译),创造性叛逆与个性化翻译,创造性叛逆与编译、转译和改编以及创造性叛逆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指出对待创造性叛逆必须持科学辩证的态度,切不可将创造性叛逆与错译、讹译和滥译相提并论。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般说来,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三种:一、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二、译者的主体性;三、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的萌芽期,其中翻译文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林纾一生翻译的一百多部文学作品中,有十四部是儿童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林纾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与现在不同的儿童观、翻译观和文学观.     

从翻译活动中的绝对忠实到创造性叛逆

本文从分析传统译论对于忠实的理想化观点出发，从译者的主体性和译入语文化接受的角度，阐释了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从“操纵论”看林纾的翻译

从传统的翻译理论来考察,林纾的译文往往被指责为"不忠""误译";但把林纾的翻译置于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理论下考察,林纾的"不忠""误译"正是当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共同作用的产物。     

从权力话语看林纾翻译中的改写

翻译作为话语的一种形式,有着文化建构的功能。而任何时代都有对话语进行制约的“知识型”。受所处时代“知识型”的影响,林纾的翻译采取了对翻译文本加以选择、翻译中予以删减或对言说方式进行改写等策略,从而保证了其译作的成功。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解析林纾翻译特色

从胡庚申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系统地解读林纾的翻译特色。借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就林纾对内对外的适应、选择进行介绍和阐释。就内而言,分析林纾如何在低级需要、高级需要和能力层面进行选择性适应;就外而言,重点讨论林纾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社会、时代需求和民众需求并选择翻译。以期对林纾的翻译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为翻译评价提供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