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日报观论略

郑观应创办日报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其《盛世危言》一书的“日报上”篇和“日报下”篇中。郑观应介绍了西方各国日报的情况,对近代中国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日报的“通民隐,达民情”的基本功能,强调了创办代表自己利益的报纸的必要性。他着重阐明了创设报馆的作用,对日报记录的内容也作了非常全面详尽的说明,提出了日报的主笔和访事等新闻从业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以及他们应享受的权益。郑观应指出了创办日报对变法自强的现实意义,不仅强调了创办日报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创办外文报的紧迫性。郑观应对日报功用的认识和系统的阐述对我们今天的报业工作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郑观应国际法观述评——以《盛世危言》为视角

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理解与认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公法》、《通使》和《条约》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外交及领事关系法和条约法的观点。这些颇有见地的国际法观对国际法在中国传播和普及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中国嗣后的国际关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严羽的诗“品”论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南宋的一部重要诗话。《诗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包含了严羽的重要诗论。严羽把诗的风格归纳为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九种,把多样化的风格总结为＂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两大类型,既欣赏＂沉着痛快＂一类的诗,又赞美＂优游不迫＂一类的诗,并把＂入神＂视为诗的最高境界。     

从“妙悟”看严羽对古代文学批评的传承、新变与推进

严羽提出的系列诗学观念影响深远，但这并非全是他的独创。文章以“妙悟”作为个案，管中窥豹，透视他如何以通达的眼光对历代理论资源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地“拿来”，在广泛吸收和精心改造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巧妙地创造，纳入其独特的诗学体系中，使之具有深刻的辩证性和独立的美学品格。从“妙悟”可见，《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诗学思想是严羽继承前人与推进更新的统一，显示出文化积淀和理论家敏锐眼光及创造力的统一。     

论“透彻”及其诗学意义——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

“透彻”一词具备丰富的诗学意义,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它具有诗歌表意之明晰深刻、妙悟后之境界,以及盛唐诗境之特点三层含义。严羽在“妙悟”“兴趣”等概念之外,更借助“透彻”,将形而下的诗歌修习与形而上的诗歌悟解绾合起来,使其诗学更牢固地立足于“吟咏情性”与盛唐气象之上。通过对“透彻”这一语词的内涵及演变进行考察,能对严羽的相关诗学概念和诗论体系有更新的审视,同时也可以看出“透彻”同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与诗人学诗工夫论的关联。     

论郑观应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以《盛世危言》为中心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思潮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他所阐释的西方富强之本,其总纲是＂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其内涵则包括以政治为本、以格致为本、以学术为本和以经济为本等极为丰富且不乏深远之见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将民主性的政治制度和近代化指向的大政方针作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表明郑观应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已达到相当准确而深入的程度。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何以“中华未能”——论中西文化交映下的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

今日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存在的问题其实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当今中国慈善公益状况固然比晚清郑观应所看到的状况大有好转,但性质上的根本改变似乎并没有发生.就郑观应而言,我们仍然能从他的慈善公益思想中体察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他所强调的政府与富人应当承担责任的理论值得今人学习,其思想富有现实意义.郑观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还与"西学中源"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郑观应与李斯特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

晚清重商论者郑观应和德国19世纪上半期经济学家李斯特适应于各自国家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独立发展近代经济赶超先进的经济思想。在生产力、工业化、政府干预等方面提出了相似之主张。郑观应和李斯特致力于后发现代化,其思想主张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发展经济学”内涵。在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转折期,郑观应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之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方向。     

论唐五代唐诗学与诗歌创作的离合

唐诗学的发展与唐诗创作关系极为密切,但两者并不总是同步。我们视唐五代为唐诗学的萌生期。唐前期的唐诗学与唐诗创作是同步的,即唐诗创作繁荣的同时,唐诗学也由萌生而不断开拓,终于走向自立。唐后期则出现反差,唐诗学全面开拓,唐诗创作则题材转变、萎缩,风格内敛,追求细美幽约,二者大体上呈背离走向。     

孔子诗学与春秋笔法

孔子诗学、春秋笔法都是孔子对相应的文本所做的阐释,二者之间有非同寻常的内在联系,不仅促成了文学性文本与历史性文本的深度沟通,在客观上也成为战国诸子托事言志的叙写风气的发生渊源。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明朝巴蜀诗人对前后七子复古诗论的反拨

明弘治以后,西南一隅的巴蜀诗人却勇于逆潮流而上,冷静观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围绕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观以及诗歌审美观上三个方面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诗论中的弊端,表达了自己坚持传统诗学的理论主张,表现出与文学反复古团体诗学观点不完全一致的特点,在明中后期诗坛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艺术境界论

在中国文艺学领域,“意境”与“境界”常被混为一谈,而实际上是判然有别的。“意境”强调的是主客化一,情景交融,“境界”注重的则是作家、艺术家凝铸于作品中的关于现实、人生、宇宙的主体性体悟与沉思,即诗性精神空间;“意境”是一个浑然整体概念,“境界”是一个深度层级概念;“意境”更适于论及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之类诗作,而“境界”则不仅可用之于分析各类诗歌,亦可用之于分析小说、散文、戏剧以及书法、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作品,以及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层次等。文学艺术中的境界,由低到高,大致上可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宇宙四个层级,中外历史上那些一流文学名著,所达到的正是最高品级的宇宙境界。     

论孔子诗学研究的礼用特色

孔子在研究《诗经》时,将诗与礼密切相连。认为诗是“礼”的展示,而“礼”则是诗的规范。孔子对《诗》的礼用功能极为重视,期望以此恢复传统的礼乐之制。     

蓝海文新古典主义诗学的核心及其“潜诗学”特征

蓝海文以其深厚的国学根基及其在香港诗坛的巨擘地位,高举起新古典主义的旗帜。蓝海文的“新古典主义诗学”具有十分鲜明的“潜诗学”特征,即追求理性思辩与审美体验的一体,强化了美学上的体验性,强调人本意义上的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明显表现出经验性的理论话语和思维特征。其诗学的核心是“真”,他认为现代诗必须“归宗”与“归真”。这种以真为本位的诗学观,坚持的是“传统中心论”,而不是“西方中心论”,诗人出于积极事功的激情与视点,不平则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以人文精神为灵魂的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性,表现出十分可贵的学术侠义精神、学术自信力和创新超越的学术自觉。     

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

唐代诗人的创作实绩与诗学理论的建树不相称已成学界共识,但白居易却是个例外,他不仅是卓有成就的诗坛巨匠,对诗学理论的阐发亦具有相当的总结性,而且是研究唐代诗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学无法绕过的一环;因此,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了白居易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以往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往往是观乎其内,而无超乎其外,没有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源头进行有效的探索,所以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尽管场面热闹,却终隔一层,总有说不圆的地方。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们拟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作一追溯,考镜源流,以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