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治史传统看清史纂修

纂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意义深远、任务艰巨的文化工程 ,做好这项工程需要全国各界通力合作 ,在学术、人员、组织、资金等方面做好规划组织工作。在此过程中 ,借鉴古今中外相关的治史经验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下面试结合我国的治史传统 ,谈谈与纂修大型清史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易代修史与清史纂修易代修史是我国治史的传统。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 ,往往都会设立史馆 ,纂修前史 ,希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以为后代提供借鉴。我们今天重修清史 ,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从修史的角度来看 ,易代修史有许多好处 ,它为公正客观地修史提…     

清史体裁宜沿用纪传体而有所创新

纂修清史是清史学界盼望已久的大事。最近 ,戴逸、李文海先生倡议于先 ,史学界乃至文化界专家学者纷纷响应 ,纂修清史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历史的撰述首重体裁 ,体裁不确定 ,便无从着笔。清史体裁的确定 ,恐怕首先需要在旧体还是新体二者之间作一抉择。这个问题是最近由蔡美彪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其实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 ,却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为学人所公认的结论。2 0世纪初 ,清朝灭亡 ,民国肇建 ,决定特设清史馆 ,编纂清史。开馆之始 ,首先讨论的大问题即所谓“史例”。当时的建议者除了参与修史的馆中专职人员外 ,还有馆外一…     

本期导读

正蒋孔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为纪念蒋先生九十诞辰,本期"文·史·哲"栏目发表了朱立元的《略论审美关系及其生成性———纪念蒋孔阳先生九十诞辰》,文章分析了蒋孔阳的美学思想,认为蒋孔阳的审美关系理论包括人总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间、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丰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关系,并有其自身的特征,是一种通向未来的富有生命力的美学。其审美关系理论包含了生成论思想的可贵因素。林华、周励恒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对民国时期西北教育之影响———以甘肃、青海为考察中心》,分析了中英庚款董事会利用庚子赔款资助中国西北地区中等教育的情况,认为在教学、科研以及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等方面,成绩斐然,对西北地区的教育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邓洪波、赵路卫的《2011年中国书院研究综述》,对2011年书院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评述,梳理了其中的学术发展线索,对于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书院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较大价值。李思清的《舫斋载笔:清史馆文人群体的形成》,认为从清史馆的人事结构及修史进程来看,清史馆成员的年龄、身份、文化立场既有共性,更有差异。当整个社会普遍趋"新"之时,他们的修史行为貌似"落后"、"保守",其实也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文化应对。"北京学研究"栏目金元浦、     

朱陆之辨在清初的延续——由《明史》"道学传"引发的争议

论及清初学术,学界多以对理学的批判为起点,实际上,理学在清初仍然是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学术形态.康熙朝纂修<明史>时,因徐乾学兄弟条陈<修史条议>主张设立"道学传"而引发一场大的争议.此场争议实际上是朱陆之辨在清初的继续.宗朱学的张烈反对设置<道学传>,并将王阳明与陆九渊联系起来,视"陆王学"为一体加以批判;宗王学的毛奇龄则据理力争,对王烈所言"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诸问题进行逐条辨析;而黄宗羲也移书史馆加入争议,主张"一切总归儒林",试图调融朱学与王学.这场争议实际上是论辨各方对自己学术主张的申论,同时亦有争夺话语权的意味.由于引发争议,史馆最终决定不设<道学传>.     

王先谦与《东华录》——兼论王录与蒋录、潘录和《清实录》的异同

王先谦自清同治八年(1869)五月始入史馆至光绪十八年(1892)11朝《东华录》撰成的23年间,除在外供职、丁忧归里和辞官居家共约11年外,有12年在史馆供职。他先后任国史馆编修、协修、纂修、总纂,功臣馆纂修,实录馆协修、纂修、总校,还任翰林院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得见金匮石室秘籍,具备了撰修《东华录》的客观条件。 他认为《明史·史可法传》述史之“仕明事迹”不详,便览史之“遗集,援据诸书,补为之传”。李元度见之,“诵之再”,赞扬他有“班、范才”。虽难免过誉之嫌,却说明王先谦有一定的修史根底。     

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中期国史馆《续文苑底稿》四卷,目录共载219人,正传75人、附传144人,是自道光朝后第四次大修国史文苑传,入传人物与此前稿本截然不同。《续文苑底稿》与总纂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条例》大体相符,原稿由缪荃孙于光绪十四年完成奏付史馆。该本展现光绪前期对上至顺治共九朝文坛正统的确定,编纂过程几经人事变动,纂修宗旨回归嘉庆时所定本源"文教覃敷、宜裒事迹、垂示将来",纂修条例接续阮元,但将传主籍贯从大江南北及两浙山左诸行省扩展到边徼各省,从注重"文词"转向对"经术"与"实学"的提倡。稿本后来成为光绪末年陈伯陶所修《国史文苑传》、清史馆《文学传》及《文苑传》的底本,在清代文学史、国史馆、缪荃孙研究等方面具有史料价值。     

姚永概《清史拟稿》考论

姚永概于1916年被清史馆聘为协修,至1921年共撰写列传稿30余篇.其稿本《清史拟稿》行文虽简,记事较繁,传文总体偏冗长,附传则远远简略于《清史稿》本.史实考订的确切与疏误亦与《清史稿》情况大致相同.对于后人所诟病的国史馆大臣传重汉轻满、重文轻武的情况,姚永概稿本并未染及.后人指责《清史稿》史传有家传谀颂之病,在姚本中亦未见之.姚永概传稿基本未被《清史稿》采用,原因主要是清史馆馆务混乱.     

《光绪会典》纂修研究

光绪会典纂修是在清代史馆制度转型时期出现的。晚清财政吃紧,光绪会典馆经费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将光绪会典置于晚清典志体史书勃兴的大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光绪会典的人员选拔有多种方式,其选人标准在于馆部联贯和精通地理、善绘舆图,体现了“用人宜变通”原则,由此网罗了一批俊彦、硕儒从事会典编纂。光绪会典馆也无法避免清代史馆的弊端,出现了滥保、争夺提调和总纂权等问题,会典馆内部围绕是否设图上提调、会典编纂中的奖叙等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议和冲突。     

唐代史馆制度略论

唐初在前代基础上,确立和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修撰前代史和本朝史的正式修史机构。宰相监修显示了政府对史馆修史的重视,加强了对修史工作的监控。史料征集的制度化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史书修撰的质量。唐代史馆制度经历代仿效,对中国史书修撰和史籍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满蒙在藏汉之间——《清史稿·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

《清史稿·德宗本纪》的"瑞洵初稿""终订底稿"和正式刊本对涉藏史事的记载,经历了较为审慎的删改过程。这些删改大体妥当,也偶有失误。清史馆同人中,满、蒙、汉各族文士均有,《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堪称满、蒙、藏、汉四族之间的一场"史学合奏",其中体现的多元民族一统史观并非汉族文人的一厢情愿,而是清史馆内各族文士的自觉和共识。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咸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夏孙桐对《清史稿》撰述经过的研究

夏孙桐为为《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也是最早的《清史稿》研究者之一。而夏氏的这些贡献，至今未能被后世研究《清史稿》的学者们重视。文章试图梳理夏孙桐对《清史稿》成书过程的记述和研究，以期了解夏孙桐在《清史稿》修纂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清代会同四译馆论考

清代建有会同四译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藩属国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四译馆还是清政府与周边藩属国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会同四译馆的设置,对发展清与藩属国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晚清报章游戏八股的兴衰——以《游戏报》等文艺小报为例

晚清的游戏八股文以文艺报章为主要阵地,以市井大众为主要读者群,吸收民间文学的特色,以传统八股文的固定形式创作出全新内容的市民文学和时事文学,其内容诙谐,文风犀利,在新旧文化转型期成为富有鲜明风格的实用性文体。它的兴盛和衰亡展现出晚晴时代的特殊文化图景。      

满清王朝崇拜关公论

满清的崛起过程大量吸取汉文化精华,其中关公崇拜贯穿于整个大清王朝始终。虽然明朝关公于民间已有关帝的称谓,但是正式的封赐却是在清初。清统治者将关公作为护国神,借关公之忠义精神来教化民众,并使之成为团结外族的手段,取得了国家稳定的实效。纵观整个大清王朝,关庙林立,高规格的祭祀,并借助戏曲传播关公文化于社会各个阶层,将关公崇拜推向顶峰。     

“秦七黄九”补说

宋代陈师道提出"秦七黄九"的说法后,直至清代才有明确的质疑之声。"秦七黄九"之说诞生的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究竟如何?本文在邓子勉先生《解读"秦七黄九"》一文的基础上,通过对既有材料的深入理解,试做补说:于作词并称"秦七黄九",盖陈师道一家之言,在视词为小道末技的宋人眼中并无争论之必要,故得流于后世;《后山诗话》所述,乃针对秦、黄词作皆"合乐可歌"而言,并非总论二人词作成就。     

从清末民初科学小说新词语看"现代性"新词语的来源和发展——兼论"标志性子词语场"理论和"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

“新词语”在词汇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新词语实际指新义位。为新概念造词是新词,旧词产生新义位也是新词。旧义位的新用法有的能产生新词,有的不能。新词语是一个时期所特有的,是一个共时概念。一个时期的新词语系统是标志性子词语场,是与上一时期区别的标志,是划分词汇史的标准。而“基本词汇”由于它的稳固性、普遍性、能产性,它是词语最底层不易变化的成分,因而不宜于作划分词汇史时代的标准。现代汉语中反映新文化、新科学技术、新社会、新经济、新生活的词语系统产生于明末清初,所以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在明末清初。     

一个江南底层文人的文学生活——《管庭芬日记》与清代中后期文人形态

清代管庭芬日记记载了其几十年的文学阅读、写作和交往状况，展示了一个江南底层文人文学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失败的科举生涯，让管庭芬的求功名的心态转向求归隐，深刻地塑造了管庭芬的文学生活，让其回归到生活的本真，文学表现出志趣下移和超越日常的趋向，走向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管庭芬文学生活并非仅为个体性的活动，也是江南文人文学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清代中后期文人的一种生活形态。     

清初诗坛效陶原因探究

在清初,陶渊明被诗人们广泛的接受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清初文人的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本文以他们效陶的现象为线索,试图挖掘这些现象背后接受陶渊明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