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小农经济需要改造就否认农业的基础作用——再与黄永轼同志商榷

“理論战綫”1960年第四期,刊載了討論“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五篇,其中黄永軾同志的文章系答辯性質,其它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对黄永軾同志在“理論战线”1960年第2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基本論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題,我們再次提出一些意見与黄永軾同志商榷。黄永軾同志第一篇文章的标題是:“农业     

正确认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今年“理論战线”第2期上,发表了黄永軾先生写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三月十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陈道源写的“农业就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对黄永軾先生的文章的基本观点提出了批評。認为黄永軾先生的观点,严格說来,是同农业是     

怎样理解“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理論战线”1960年第2期,登载了黄永軾同志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提出“要使农业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必須实現农业的技术改造……”,“作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农业必須是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农业”等论点。我們的認識和     

农业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近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地指出了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貫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指出了我們的經济工作必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的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来。这个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的理論根据,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的观点。我們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四年《我們的經济政策》的論文中就指出:“农业生产是我們經济建設工作的第一位”。他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所作的《論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地、更全面地闡述了农业在国民經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了工业的发展必須要有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指出了我国工业必須以本国农业市场为主体,只有     

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产生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1963年7月5日在吉林省经济学会首届年会闭幕会上的发言)

在討論中,許多同志都認为: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不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的理論相独立的,而是再生产理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反映了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和工业是国民經济的主导这两个客观經济規律的要求,是以这两个客观經济规律为依据的。     

广东经济学会年会讨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的关系问题

正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經济学会1962年年会比較集中地探討了我国“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以下簡称“总方針”)的若干理論問題。提交年会的有关这方面的論文共十篇。这些論文多数都联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生产理論,力图闡明两大部类与农輕重之間的关系問題、工农业之間的     

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

今年“理論战线”第2期上,发表了黄永軾同志写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引起了不同意見的爭论。为了进一步领会毛澤东同志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貫彻执行中央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結合的     

經济系科学討論会紀要

經济系于1962年12月27～29日举行了全系科学討論会。这次提交全系討論的論文共6篇,其中政治經济学方面有“关于《資本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关夢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費品分配規律的研究”(林皇杜)、“略論农、輕、重次序安排国民經济发展的方針与国民經济綜合平衡”(曹明国)等三篇;統計会計、經济思想史、中国經济史方面有“試論社会主义企业經济核算中成本核算的几个問題”(陈冠华)、“魁奈《經济表》对馬克思再生产理論形成的作用”(高貴荣)、“鴉片战爭前后东北官田旗地的經营和民佃以及民地的发展”(孔經緯)各一篇。現仅將部分问題的討論情况簡介如下。     

关于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問題的討論

最近以来,安徽省的第一次經济理論討論会、武汉的《理論战綫》杂志,对“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經济研究》、《新疆紅旗》、《財經科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了許多有关該問題的文章。山东省直属机关、經济研究所、以及高等学校更进一步討論了“以农业为基础,农輕重为序,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問題,展开了热烈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农业是我国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是毛澤东同志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实际相結合而树立的科学論点,是农业在我国国民經济中客观存在的极端重要的作用的最完整、最深刻的理論概括。毛澤东同志对于我国农业的这一命題,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的創造性的发展,它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論意义与实踐意义。学习与正确領会毛澤东同志关于我国农业的这一天才論点,是理論工作者与一切經济工作者的迫切任务。由于自己水平很低,学习得很不够,仅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提出来,以供大家批評指正。     

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吗?——与汪旭庄同志商榷

近年来,我国經济学界在闡述农业是国民經济基础的原理时,往往引用馬克思提出的“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个論点,作为分析問題的理論依据。但是,大家对这个論点的理解却不很相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它解释成为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汪旭庄同志。他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期間,先后发表了《怎样理解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和《論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相互結合的規律》两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实际上是把生产超越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产品的劳动視为“农业剩余劳动”,并把农业提供給共     

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經济理論的学习和研究要貫彻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这已經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实际的活动中,严格地、切实地按照这个方針的要求去做,却不是那么簡单的事情。在我們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中,在涉及方法論的問題上,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我們提出来共同探討的問題。我想就这些問題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研究問題,当然也包括研究經济問題,首先应該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研究經济問題的时候,就是要从客观的經济条件出发,从大量的客观的經济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发出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认識它的规律。客观經济规律是社会經济运动过程中的必然的现象,而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能够被人們所认識和掌握的。但是不經过人們的反复实践,不具体研究客观經济运动的过程,就算对經济规律的表述或概念背得烂熟,也不能說对經济规律有絲毫的认識。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     

必須重视农业問題的研究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結合,这是毛澤东同志根据我国建設的經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設的一条根本方針。这是毛澤东同志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創造性的发展。在这个方針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1958年和1959年的連續大跃进,工农业生产都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现在,在这个方針的指导下,我国农业战线正出現一个崭新的形势,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高潮正在形成。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們理論工作者特别是經济理論工作者,应該十分重视对农业問題的研究,应該深入地学习和宣傳毛澤东同志关于农业是国民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为实现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更大跃进而奋斗

吉林大学經济系和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經济研究所,于2月21日至26日,在中共吉林省委和長春市委的領导和关怀下,联合举行了1960年度第一次經济理論討論会。討論的主題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經济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討論我国国民經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問題,人民公社經济問題,批判馬寅初的反动的“新”人口論。提交大会的著作、論文和調查报告共36項。参加討論会的除吉林省、長春市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和业务部門外,还有辽宁、黑龙江两省一些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共40多个單位。     

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經济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門之一。自中央提出:“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指示以后,各地理論工作者已經多所闡发,因而这一指示在理論上和实踐上的重大意义,越来越为人們所理解了。然而,是不是随便一种农业都可以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呢?在什么条件下农业才能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呢?要回答这     

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是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的根本措施——关于江密峯人民公社三年来执行“八字宪法”的基本总结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公社、以农业为基础和“八字宪法”的偉大思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农业理論新发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无比深远的理論意义和实踐意义,并已成为指导我国农业发展的战斗綱領。最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上述原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針,这是一个指导我国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經济持續跃进的一个战略性的口号和措施。实現“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要求,必須采取一系列的政治、經济和技术等項措施,而認真貫彻农业“八字宪法”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措施。     

关于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問題的研究——1962年2月24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稿

在学习和研究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論和社会主义經济运动規律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些有爭論或疑难的問題。在《关于生产关系的几个理論問題的研究》一文中(載1961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我曾对其中的“所有制問題”、“生产关系总和問題”以及“生产关系和經济基础问題”,提出了自己的粗淺認識。本文拟繼續就馬克思主义学者有爭論的“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問題”作一些研究和討論。     

对中国近百年經济史分期的意見——与茅家琦同志商榷

中国近百年经济史,一般的含义是指自1840年鴉片战爭时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的社会經济发展史。关于这一百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史要不要分时期的問題,目前正在討論。我們相信通过讨论是会得出正确的結論的。《学术月刊》1960年第八期,发表了茅家琦同志的”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在文章中作者批评了我们将近百年中国經济发展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經济的形成和加深期,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胜利的时期的说法。認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經济性质的错误看法”,“以1927年为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下限的意見是错误的。”茅家琦同志的文章对我們有不少教益。但是,茅家琦同志在文章中所提出的某些論点,我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討論。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經济中两个重要的物質生产部門,是国民經济的两条腿,它們本来是相互依賴、相互促进的。在我們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里,农业更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工业和整个国民經济的高速度发展。     

对于屈万山先生的答复的几点意见

屈万山先生的“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几个問題”一文,是对我在“学术月刊”第二期上对他在“哲学研究”上所发表的論文的評介的答复,学术月刊編輯部巳把它讓我事先拜讀过了。我現在想就几个主要的論点再簡單的提几点意見,以就教于屈万山先生。第一,屈先生在文中坚决的反对綜合基础諭,并且命令“停止使用”这一名詞。但他把代表几种不同性質的所有制統称之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經济制度即基础,这就使我們在他的“停止使用”和他的主張的实質之間感到非常困惑,在他沒有証明“四种”不等于“綜合”或“四种”等于“單一”以前,对此我們很难再作进一步的討論。第二,屈先生仍然坚持他的基础論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性的”基础。这一点我在上次評介中已予否定,因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过渡性的基础。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經济成分是天天在那儿发展和壯大,这里并沒有什么过渡的問题;而非社会主义經济成分是在逐步的被改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