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与林锋先生商榷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并非是探索人类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若是那样,不仅会造成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误读,而且会降低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重要意义的认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应是探究东方社会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和未来发展道路问题。     

也谈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与晏智杰先生商榷

晏智杰教授在《学术月刊》(199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价格决定与劳动价值论》,对传统的价值与价格关系理论提出质疑。我们对文中的有些观点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加以讨论。     

也谈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现象——兼与刘长秋同志商榷

愈来愈多的刊物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是当代中国学术期刊的一种新现象.期刊收取版面费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有利于保证刊物的办刊经费来源,有利于稳定学术期刊的正常运转,也有利于办刊经费的合理分担.作者支付版面费,是科研投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刊物收取版面费并没有损害作者的权益,只是调整了刊物与作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收取版面费,决不意味着学术期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恰恰相反,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抵补办刊成本.同时,收取版面费是一个国际惯例.收取版面费的标准亟待出版管理部门予以规范.     

也谈所有制问题

长期以来,存在着离开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孤立地谈到所有制的情况。这种观点不但在理论界引起了很多混乱,而且也给实际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损害。本文想就所有制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读者。 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既有体现在整个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制,也有以法律形式所规定的所有制。后     

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近来,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细绎相关史料之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也谈哲学史工作中古为今用的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在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哲学史工作中如何做到古为今用的问题。有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古人现代化,他们的主观愿望,大概是想以此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的。但是,正如有些同志所已指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相反地只能对今天的现实起危害作用。可是在批评这种作法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一种看法,我们认为会把哲学史工作引向另一个方向,对哲学史工作也会有很不利的影响,因此觉得也有必要来发表一点意见。     

也谈我国上古时期的小麦——兼与李永先先生商榷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发现,山东地区是我国小麦早期种植和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区域。有学者据此提出山东地区的萊人首先培育了小麦。本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结合生物学研究成果,认为目前的资料尚不能解决中国小麦是否独立起源的问题,更不能因为近年来山东较为集中地出土了年代较早的小麦遗存,就简单地将这些发现与历史文献挂钩,认为山东地区是小麦的起源地,甚至将小麦的培育驯化简单归功于某个族群。我国小麦的起源与传播问题仍有待于开展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也谈开封犹太文化消失的原因——与张绥先生商榷

一 对开封犹太人与儒家文化求大同存小异的文化心理是怎样形成的研究,也是对开封犹太文化为什么消失了的回答。我们知道,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活动和共同的文化心理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四个要素,其中共同的文化心理是维系一个民族完整存在的核心。即使前三者都失去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仍然能维持一个民族的继续存在。如果共同的文化心理改变了,那么这个民族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 张绥先生于1990年在《上海大学学报》的第2期上发表了《犹太人在中国中原地区被汉化原因之探索》一文,探讨了开封犹太人民族文化的消失问题,读后令人很受启发。张绥先生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造成开封犹太人被汉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科举制度所确立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重商主义的价值观。“一     

也谈万春圩的兴建——试与邓广铭先生商榷

邓广铭先生在复刊号《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简称《小考》),读了深受教育,深有启发。邓先生治学严谨,对于学术领域的实事求是精神,大为钦佩,特别是一扫“四人帮”的肆意篡改历史,大搞影射史学的恶习,使人耳目一新。万春圩在今芜湖县万春公社境内,是劳动人民很早开发的一个大面积江南圩区。十世纪前一度为土豪秦氏侵吞,改名为秦家圩,以示其私有。南唐时置官管辖,田租直接上交皇室,供后宫挥霍。北宋时下属芜湖县,田租归宋政府的大农(相当于农业部)。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江南大水,主管万春圩务的一个姓欧阳的官吏护圩不谨,圩堤被冲毁,其后的八十年间,虽然几度想修复,但都未成。直到嘉祜六年(1061)才得到修复。沈括撰写的《万春圩图记》(以下简称《图记》),对于北宋前万春圩的历史,对于嘉祜六年修复万春圩的缘由、始末、经过,作了比较详细地记载。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万春圩历史的主要依据。邓先生对于万春圩的历史,特别是对沈括的《图记》一文作了很好的考订,然而我以为邓先生的《小考》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与李炳海先生商榷

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 ,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 ,这个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南朝文人早熟 ,从外因来看 ,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分不开 ;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 ;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 ,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 ,注重藻饰的倾向 ,与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学本身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     

也谈死刑的德性--与邱兴隆先生商榷

对死刑德性的深入认识于司法改革无疑是有益的。文章认为 ,从传统报应主义的抽象分析和刑罚预防的工具理性视角来考察死刑的德性 ,不能得出死刑在道德上不正当的结论。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论域中讨论死刑在道德上是否正当 ,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研究死刑的价值取向 ,才有可能贴近死刑的真正德性。     

关于子弟书作家韩小窗——兼与张政烺先生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2期刊载张政烺《会文山房与韩小窗》一文(以下简称《会文》),补充了胡光平的《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查记》(以下简称《考查记》),探讨了会文山房与韩小窗关系,又以抄本《陪都景略》的资料,论证了有关问题。这对沉寂已久的子弟书及其作家的研究,是颇多启发的。特别是表彰一个长期不为人所知的“一位通俗文学家,     

也谈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台湾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商榷

近读台湾《大陆杂志》第七十一卷第二期上刊出的刘子健先生的文章《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刘先生的文章乃是为黄宽重博士《南宋史研究集》一书所作的《序》。黄博士的著作惜未见之,现仅就刘先生的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南宋一代,给人的印象,正如刘先生在文章开头所说,是失地乞和,君主庸弱,官僚腐败,终于亡国。这与建立了赫赫武功的汉唐盛世固不能相比,即使比之北宋,也是暗淡得多。总之,南宋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     

也谈能动性——与李鼎文同志商榷

<正> 关于能动性问题的讨论,已历时四、五年了。李鼎文同志的《关于能动性的历史考察》(载《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在突破“万物皆有能动性”的思想方面,给人许多启发。但文中也有几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现陈述如下,并以此就教于李鼎文同志和学术界。     

也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与赵春晨先生商榷

1900年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和扩大在华侵略权益而引起的.文章针对这场战争起因"非单一性",即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亦是这场战争的起因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文章认为,不管清政府当时的内外政策如何反动,都构不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清政府错误的内外政策,是导致这场战争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谈粤东方言的形成及其有关问题——兼与黄苏先生商榷

<正> 《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发表了香港黄甦先生《粤东方言的形成及其有关问题的探测》一文(以下简称“黄文”),认为:“粤东方言比以厦门话为代表的晋江地区的方言(或者仍称为闽南方言)更早形成,流布的更广(包括大半个龙溪地区在内),使用的人口更多,只有它影响后者的形成,决不会是后者影响它的形成.只有后者是粤东话的次方言,决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这种看法很是新鲜,但无论如何,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因而不揣浅陋,一陈管见,就教于黄甦先生及其他读者.一、广东闽语的先民是由闽入潮的黄文以大量篇幅,引用不少历史事实来证明从秦代开始便有中原人南戍五岭,与越杂处,并认为这是“粤东方言所以形成的客观条件”.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也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与胡维革、程舒伟先生商榷

本文赞同夏东元提出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观点,即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这条主线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来划分110年中国近代史,对不同意上述观点的观点进行了驳议,认为近代中国确实始终贯穿着一条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的主线,民主政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具有普遍意义,中国近代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确实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     

也说张大千--与陈传席先生商榷

张大千并没有破坏敦煌壁画,而是对敦煌有着积极贡献.张大千开创的泼彩是立足于传统、融合中西,为中国传统画开创了新的格局.一位艺术家要得到界内外的认同、得到历史的认同,不是靠某个人能够鼓吹的出来.     

也论历史感──与雷戈先生商榷

对史学理论特别的爱好使我经常关注全国各大报刊,如果能从中看到相关的文章,甚至看到立意较新的文章时,常常激动不已。一边由衷地感谢作者的研究,更感谢编辑的编发,一边又仔细研揣,每每都有意外的收获。新近读到《学术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刊登的雷戈先生的《论历史感与历史学》就是这样。同时．因为在长期的史学理论的学习、教学中对“历史感”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看法①,所以对雷戈先生文中的观点疑窦丛生。在这里提出来,以就教于雷戈先生和史界同仁。     

也谈社会心理——与王桂娥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王桂娥同志《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心理范畴》一文(《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文),颇受启发。也激起了我对这一基础理论进一步学习和思考的兴趣。现就王文论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谈点不同的认识,和王桂娥同志商榷,并求教于哲学界同仁。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社会心理作专门的论述吗? 王文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对社会心理作过专门的论述,甚至没有直接使用过‘社会心理’一词。……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社会心理范畴,……引进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压根儿没有论述“社会心理”,我认为,这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