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验论原则与实在论预设之间的矛盾——英国经验论哲学关于实体问题的思想演进

坚持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这是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但是从弗兰西斯·培根一直到洛克,英国经验论者们始终具有一种朴素的实在论情结,即先验地设定了某种实体的客观存在。这种实在论预设与经验论原则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理论矛盾。贝克莱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但是他最终仍然未能摆脱精神实体的幽灵。休谟通过怀疑论彻底否定了一切独立存在的实体,然而他同时也把作为一种知识论的经验论推向了自我否定的危机中。     

政治的中立性——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解读

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洛克以自然状态下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本性为逻辑前提,借助于社会契约的学术范式,建构了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确保个人自由平等的中立性国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     

略论法国大革命前自由、平等概念的发展

自由和平等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两面旗帜。从英国革命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时间里 ,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成了西欧思想家们热烈讨论的重要内容。在他们的各种见解中 ,既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倾向和现实背景 ,又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联系。本文将对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近代重要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概念的见解进行分析 ,以说明他们在该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和内在联系。一在中世纪 ,自由的概念只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意义 ,它属于神学讨论的对象。自由是上帝的专利权 ,现实世界只有严格的必然性。上帝是绝对自由的 ,而人却受到…     

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从《巴黎手稿》重新审视

财产权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洛克的自然权利论财产权、休谟的规则论财产权、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财产权在逻辑推进及其实践意义上差异悬殊,都与市民阶级的核心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不能抹杀其时代价值,但并不能由此认为自由主义财产权理论已趋于完美,甚至终结.马克思从逻辑和历史两个角度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有力地推进了财产权理论思想谱系的发展.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即认为政治制度有野蛮与文明之分，只有文明的政府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自由与繁荣，其理想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另一个是经验意义上的，即认为政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其形成有着自然的历史过程，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休谟一方面探讨了商业、风俗及理性的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公共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休谟指出，鉴于社会大众易受迷信的影响，社会的明智之士应当采取“审慎的社会变革观”，在尊重传统和保持权威的条件下推动正义和自由的实现，并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从农本到重商——英国迈向近代早期国家之路

英国在从中世纪末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传统的庄园制让位与新起的资本主义式农场,农民逐步摆脱了人身和经济束缚而成为了社会上的从业者、消费者,贵族和领主转化为新式的乡绅;在上述的一系列变革中地理作用有着很大的影响,有助于英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政治核心。随即而发生的宗教改革,更是解脱了罗马对英国的宗教束缚,进而赢得了信仰上的自由和政治独立。     

论休谟哲学的第一原理

休谟哲学是近代经验主义最完善和最成熟的形态。休谟是正在蓬勃开展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的哲学向以往的一切教条主义和旧的形而上学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一切观念都起源于印象”,既是休谟的认识论学说——“知性”的第一原理,也是休谟全部哲学的第一原理,是休谟解决其它一切重要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休谟哲学的本质特征——“不可知论”和“哲学上的中间路线”也只有从这条第一原理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说明。     

一种基于权利原则之上的政治理论——论洛克的政治哲学

洛克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之父,根本上就在于他一方面以自然法去理解与设定自然状态,另一方面从权利角度去理解和阐释自然法。因此,他的"自然状态学说"既是对自然法的展示,同时也是对(自由)权利的证明。在洛克的自然状态学说里,自由权不仅是个体保障自身安全的一道屏障,也是防止共同体陷入战争的一道屏障。洛克据此不仅明确地确立起了权利原则,而且自觉地以权利原则为基础去确立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来源及其界限。由此,洛克开辟了一个"权利的时代"。     

马克思所有权批判及其正义观特质

所有权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是理解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性依据，也是破解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关键概念。洛克将劳动确立为所有权的根据，实现了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奠定了近代社会的正义信念。黑格尔在洛克劳动所有权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贱民的反抗”揭露了以资本主义所有权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正义的虚伪性。黑格尔的思考推动马克思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考察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实质，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特质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梳理，考察了劳动和所有权从同一到对立的转变，揭示了在此过程中渗透的资本所有权对劳动奴役的非正义性，由此揭露资本主义鼓吹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伪善本质，要实现实质正义必须超越资本所有权实现劳动正义，重建个人所有制。     

休谟对市民社会的系统认识

一、课题研究现状与本文目的本文拟考察自1739—1740年《人性论》出版至1752年《政治论文集》印行这段时期休谟对市民社会的系统认识,弄清他的思想的基本特征。本世纪以来,人们对休谟的主要著作《人性论》重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识到休谟的社会理论、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发展,是他的原定计划“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的实现,认识到在这些理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弄清了这些理论在他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过去,人们总是把休谟在《政治论文集》中表述的经济理论与他的体系分     

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论析

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成为由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桥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为修正的功利主义,密尔更加重视快乐的质与功利主义的社会价值,从而完善了快乐的内涵,实现了功利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内容,包括相对的个人自由、适度的政府干预及有限社会主义。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折中性和阶级性特征。     

奥迪斯·邓肯的学术成就：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法

奥迪斯·戴德里·邓肯,于2004年11月去世。他对当今社会学和人口学的量化推理实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在科学史的背景下追溯邓肯作为一位量化社会学家所产生的影响。将O. D.邓肯的社会科学哲学置于“总体逻辑思维”的传统中进行分析,这一传统起源于查尔斯·达尔文,其后由弗朗西斯·加尔顿引入社会科学。作为分析的一部分,我将对统计分析的两种方法加以区分（起源于两种主要的有关科学的哲学视角）：高斯或类型逻辑思维和加尔顿或总体逻辑思维,并进一步对邓肯在社会科学中的量化推理视角进行细致讨论,特别是他对于社会测量、路径分析、结构模型、计量经济学和Rasch模型的看法。本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就在于O. D.邓肯很快意识到社会科学中量化方法所遇到的困难及其局限性,他尤其被内生的总体异质性所困扰。正是这种异质性使得在社会科学中通过统计分析得到具有定律性质的推论变得徒劳。因此,O. D.邓肯十分鄙视那些试图效仿物理科学来探寻假想的社会普适法则的做法,因为他坚信这种法则并不存在且毫无意义。对于O. D.邓肯来说,统计工具的主要作用在于对总体差异的系统性模式进行归纳总结。本文将大量引用O. D.邓肯过去未经发表的私人通信。     

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

蒂利的资本化强制理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他在处理英格兰历史经验时遇到了常备军的难题,这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英格兰改造古代宪章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基本逻辑。考察休谟对光荣革命的思考有助于推进蒂利的分析。面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国王借助专权强化国家,被视作引入绝对主义的准备,引发了议会的猜忌和革命的爆发。光荣革命通过限制专权、革新古代宪章,既为议会和民众的自由诉求提供了制度保障,又为建立财政—军事国家奠定了原则基础。如何在国际竞争背景下革新自身传统,维护国家安全,容纳民众的自由诉求,达成一个兼具自由理想和力量的秩序,既是深入理解光荣革命和英格兰政体的关键,也是我们思考自身历史处境的起点。     

派系及其治理: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基于历史观察和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休谟将“派系”问题及其治理作为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休谟分析了“派系”产生的人性基础和基本类型,进而提出派系治理的三种路径。首先,商业、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可以促进人们理性的增长以及相互之间的同情,从而可以瓦解极端的信念和增进社会的团结;其次,文明的政治秩序的构建不应当依赖于道德,而应当建立起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再次,宗教派系的极端性对社会秩序构成了重大威胁,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必须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保持世俗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休谟的派系治理思想具有立足商业社会的现代视野,既致力于减弱和消除极端派系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又使温和的派系成为促进社会繁荣与发展的动力,在近代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涂尔干:道德本原与现代潮流——以自杀类型为线索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涂尔干的《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本文尝试从自杀类型入手,联系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与原始宗教的著作,揭示涂尔干有关人性与社会之健康道德本原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涂尔干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史以及政治和法律史的讨论,深入发掘涂尔干对西欧现代社会之源起和演进的思考。在涂尔干看来,正是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导致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病态。要克服现代社会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回到历史来考察现代潮流的源起和演进,才能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接续传统,重建人心和道德秩序。     

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要把握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对其基本思维方式进行辩护和反思,我们应将它置于它曾经努力挣脱的学科体系中,并把它视为对现代伦理学的一种回应。本文通过检讨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道德科学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针对伦理学把自己理解为一门立法科学的定位,社会学强调只有从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入手,才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范。针对伦理学把实现人的本性作为道德的目的的观点,社会学主张从社会功能出发来界定道德。可以从这场争论中看到社会学如何试图通过对经验现实,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宗教和社会形态中的合理性的把握,突破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典范地位,进而为人们构想现代社会和道德提供不同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深远意义

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首先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平台,即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但正如党的十六大修改过的新党章所申明的,共产主义是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做实体性界定的同时,马克思还从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层面,提出了对共产主义的非实体性理解,即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实体性的平台,还是哲学视域中的意义、价值和情境,其核心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在对象化活动中所面对的各种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回归。所以我们不能用标准、条件等实体性的尺度去衡量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他提供的是一种新的方向和维度,虽然对象化的诸多矛盾难以在未来某一天"真正解决",但共产主义应该坚持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方向,要具有解决这些矛盾的意义、价值和功能。这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真实涵义。共产主义在全部"世界历史"中生成绝不是一句空话,它就存在于现实活动中,存在于我们的实践中。所以,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努力工作,积极实践,同时保持共产主义的操守和情怀。     

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

法国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促成了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反思。这一反思的重要成果是社会范畴受到关注和社会学说的兴盛。圣西门接续了孔多塞和观念学派创立“社会科学”的努力，探索“社会生理学”。他摒弃了启蒙时代盛行的抽象个体观，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他把社会视为有机体，认为社会的各个部分应相互协作，构成和谐的统一体。他还强调了欧洲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组织”社会的初步设想。圣西门的社会学说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法国从革命向社会重建的重要转变。它给后世留下了双重的精神遗产：既唤起人们同情社会苦难的博爱情感，又提醒人们要科学地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尤其在行动时要保持清明的理性。     

战后美国南部"文化危机"问题

美国有史以来,其南部一直是一个亚文化区域,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地区十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着自身独特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二战以后,南部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其经济模式、政治运作乃至种族关系等方面都逐渐与美国主流社会趋同,于是,"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南部"文化危机"问题成为美国学术界论争的对象。事实上,南部文化并没有随着南部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革而出现危机。实质上它是论争各方在文化的概念上存在分歧、中产阶级理论的误用和美国当下保守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所致。美国南部文化特征依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