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与回应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不仅是转变理论研究的话语表达方式,使之成为人民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修辞问题,更是当下学术研究如何呼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样本=全体的大数据时代正在重构着人们的认知模式,这势必会给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带来挑战和机遇。     

大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探讨——基于POI大数据的案例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深入发展与应用,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类型和数量快速增长,尽管绝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量很难达到TB级,但传统基于文件型的数据存储和处理方法已无法适用,需要借助数据库技术和方法。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的496万个POI (Point of Interest)数据的存储与分析处理为例,结合PostgreSQL开源数据库探讨社会科学大数据的处理与应用方法。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单机数据库系统能胜任绝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的大数据应用,不需要大规模的分布式数据库;PostgreSQL数据库免费、易于适用、性能强大等特点使得非常易于社科研究人员使用;POI大数据也将随着网络地图服务的深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数据;根据POI大数据的空间核密度分析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空间呈现高度集聚、多中心、等级化及功能空间连片化特征。     

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基于平果壮族嘹歌发展典型数据的分析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利于让世界认识更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文化。文章以“歌者”“乐队”“节庆”“书籍”为线索,分析现代背景下壮族嘹歌文化的传播规律,并以嘹歌为例探讨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问题,提出在传播环境层面理顺“乡土交流”与“世界共享”的关系,在传播机制层面理顺“在地传承”与“跨界传播”的关系,在传播方式层面理顺“文化守正”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国际视野下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探析——以中国四个国际获奖的学习型城市为样本

学习型城市建设是全球城市发展的一项创新性实践,北京、杭州、成都、上海四个城市先后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也成为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标杆。以此四城市为样本,梳理探析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主要包括：坚持政府主导,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政策驱动,指引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前行之路;建立过程监测机制,健全终身学习体系,创新教育立交桥制度,打好中国学习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夯实基地网络基础,扩大公共教育资源供给,构筑弱势群体教育底线,注重教育惠民实效,彰显中国学习型城市人文情怀。通过探析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努力为国际学习型城市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基于大数据的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研究

教学质量监控一直是高校工作的重点,将监控点放在每门课程中,构建完善的课程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有助于教师把握授课内容,明确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位置,有助于教学的连续性.该文首先论述了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国外、国内研究现状;最后提出基于大数据的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基于大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反馈使教师更有效地...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探究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近年来我国新增的本科专业,其目标是培养系统掌握大数据相关科学理论知识及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我国数字化建设提供保障。该文以晋中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教学为实例,通过分析专业课程设置中的不足,结合现阶段人才培养现状与人才需求,为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提供建议。     

西安大遗址保护理念与城市文化创新

西安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3 000余年的城市发展史。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 100余年。西安延绵不绝的灿烂历史,赋予了西安极为丰厚的文化积淀,使西安享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誉。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网络左翼的三重面相:基于个案观察和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

本文在质性观察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由“思想理论资源”与“立场取向”两个维度构成的理论模型,用以建构关于网络左翼思潮的类型学。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个案观察加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混合方法对三种网络左翼思潮进行研究,从经验上辨识与类型学一致的左翼社会思潮,即“国家主义左翼思潮”“民粹主义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左翼思潮”。此外,我们利用监督性机器学习技术与社群侦测技术,辨识各个网络左翼派别的社群结构,并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网络互动与社群结构的演进。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左派”逐渐式微,不再构成相对独立的互动社群;“民粹主义左派”与“国家主义左派”之间存在更密切的关系,但两者间裂痕的扩大也带来网络冲突的增加。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贿赂中的自我道德化与嵌入性腐败——基于H市纪检监察机关档案的一项文本研究

本文主要依据H市纪检监察部门的案件询问与谈话笔录文本,力图使用国家个体关系理论模型,考察贿赂行动的实践过程。通过相关文本,笔者发现,以往将贿赂行为描述为一种不道德的交易行为,并不能准确揭示贿赂行为的本质;相反,贿赂行动中的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种种符号与象征行为,有将贿赂交易“自我道德化”的强烈倾向。而就经济学角度将贿赂行动描述为权力与金钱相交换的市场行为而言,也有将贿赂行为简单化的倾向,其与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本身有着本质区别。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将贿赂界定为一种通过行动者的自我道德化表演,而嵌入在传统的礼物赠与行为与现代市场交易行为之间的特殊社会交换形态。     

重新思考公民与公共生活：基于儒家立场和中国历史经验

本文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理念,重新思考公共生活与公民概念。在西方,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理论中,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都是城邦,这是一个点状的政治共同体。不过,至少从尧舜开始,自觉的中国就呈现为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形态和公民身份与西方不同：中国存在着多中心、多层级的公共生活单元;所有人在不同层级上参与公共生活,多少都具有公民性;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君子或者儒家士君子的公民身份是多层次和可扩展的,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这一中国经验提醒我们,应该超越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的地方性概念和理论,发展更为普遍的共同体、公共生活和公民理论。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1)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2)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贡献率接近10%,其中参与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随着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逐步实施推广,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返回到未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前的水平。     

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语言/视觉二元论以及文化社会学的符像转向

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社会学遭遇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不得不面对当代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发现。其越来越紧迫的任务就是认识并修正曾经由这些学科所确立的语言学/文本框架之解释的局限性。传统结构主义者集中关注各种话语符码,而且,在理解复杂的表象经济的权力,特别是在履行解释其变异性方面,文化符号之任意性的假设显得捉襟见肘。语言和以沟通为中心的框架通常忽视的事实是,被相信具有因果性社会力量的绝大多数能指无可避免地嵌入在开放的但并非无限制的感情与物质性结构之中。因此,行动中需要整合能力更强且维度更多的文化模式。本文主要讨论符像性对发展一个与此相关的整合性视角的重要性,同时并不抛弃语言学转向的一些构成性洞见。我以亚历山大等当代学者的转型性工作和我自己的研究来证实,被如此构想的文化的复合体才是具因果律的社会力。我的目的在于详尽阐述物质性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原则,即不同的符号秩序对于决定性和/或自主性逻辑而言是不同的主题,并且由此对“社会建构”和历史转型的不同模式做出回应。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奥斯汀关于如何以言行事的问题,但是不能重复他的局限,即似乎社会之事发生之际同时并不伴随图像、对象、场所、身体和所有它们的特征以及使用暗含。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这一扩展予以充实,可以帮助我们激活理解和解释文化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充分潜力,并由此坚定地转向文化。     

必要与如何：基于历史资料的量化数据库构建与分析——以大学生学籍卡片资料为中心的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依靠大规模系统历史资料构建量化数据库并进行定量分析成为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如何将这类历史资料进行合理有效的编码和数据库化,并通过实证分析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对当下的启示,成为学界需要加强探索和讨论的关键技术课题。本文试图借助笔者多年来整理、分析近现代中国高校大学生学籍卡资料的经验,说明这种新方法论视角用于定量分析历史资料的重要价值与必要性,以及可能存在的诸多挑战和可供参考的应对办法。希望藉此引起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关注、讨论、尝试与合作。     

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对南方某大学孵化器的扎根理论分析

脱耦与合法性重建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和中国科技孵化器建设事业的重点。已有研究对组织特性和可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强调,并不能完满地解释中国大学孵化器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机制。本文通过对南方某成功运作的大学孵化器的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当面对强大的环境神话压力时,无法实现经济效率的初创期组织必须首先完成合法性重建,才能进行正式的制度化。该孵化器成功的关键在于,首先移植已形成特殊信任的校友网络实现道义合法性,再进一步抓住现实机遇,借助项目的成功实现实用合法性。唯一权威领导的塑造和“四不像”模糊制度理念的宣导等都是重建中重要的意义建构的部分,这也离不开与更大的制度场域的重新耦合。     

独立与权利：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比较了20世纪末中美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后发现,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并不表现为平等化程度的高低,而是观念模式的不同,中国社会的分工平等意识强于美国,但权利平等意识弱于美国。本文认为,20世纪中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以性别平等为目标,对人们的性别平等观念有重要影响。中美性别平等观念模式的差异与两国女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共识框架不同有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二者在动员机制上的差异及其对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影响。结果发现,那些在美国能够影响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微观机制在中国却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能够借助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将性别平等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而美国女权运动的动员却没有这样的优势,人们因此有较多的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