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以可行能力视角看待障碍:对现有残障模式的反思与探索

残障研究经历了个人模式-医学模式-社会模式的发展历程,社会模式对残障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革命性的解释,大大推进了残障人士权益的发展。但上述模式都将关注点放在障碍产生的原因上,而这可能会强化原因与作为影响的障碍之间的固定联系,进而加重刻板印象以及弱势地位等问题;此外,以原因区分障碍的做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人们在现实中遭遇的障碍,在认识、分析和处理障碍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和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将关注点从障碍产生的原因转向障碍本身,以可行能力受限或者受损看待障碍,将原因和障碍真正“解绑”,从而超越“医学模式-社会模式”“社会隔离-社会融合”“优势-劣势”这些不合理的二元对立。基于这样的转变,我们可以为消除障碍找到更加精准、更具有整体性且更加有效的办法。     

残障观的多元范式与残障研究的转向--兼评《残障权利研究》与《障碍研究》

医学模式、社会模式以及尝试超越二者的普同模式,构成了考察残障的多元范式。本文借助于台湾综合性的残障研究著作,探讨我国大陆残障研究尝试理解和转化国际残障研究中知识、理念的努力。对于中国的残障研究而言,关注残障者的主体性并反思残障研究的隐含假定是残障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反思框架,亦可以作为寻求突破的方向。     

试析当代大学生理想中的家庭分工模式

本文以南京大学本科生作为研究群体，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中的家庭分工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社会普遍观点不同：女大学生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更愿意接受丈夫“主外”多一些；男大学生对于妻子的职业发展并无过多限制，家庭内部注重“男女平等”。在此调查结果基础上，对影响大学生构建家庭模式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家庭分工模式进行预测。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探析

加快绿色会计理论实践与披露的研究和制度建设,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绿色会计通过确认、计量、揭示来反映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收益和损失。针对会计信息披露在我国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并借鉴西方国家对绿色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和实践的经验,建立系统科学的绿色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从立法上排除绿色会计信息披露障碍,充分揭示绿色成本和绿色效益会计信息,以适应绿色GDP核算和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理想与现实之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探讨

行政主导模式是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本文在梳理行政主导模式确认历程和背后原因的基础上,从历史、法律和政治三个角度对行政主导模式的具体内容和问题进行审视,对行政主导体制下特首沦为弱势的情形和原因做出分析,指出应该坚持并发展行政主导模式,化解行政主导与弱势特首之间的张力,助力解决香港的政治问题.     

基于就业视角的北京经济与社会发展矛盾研究

本文从就业角度分析北京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公共服务)之间存在的不协调,即在总结北京就业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就业与经济、就业与人口及公共服务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探索形成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协调的原因。检验结果表明,以基建及房地产等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了消费者服务业及政府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就业,并进而带动了人口膨胀,而人口的膨胀是形成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主要原因,并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及就业的水平不高是不协调的根本原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提升第三产业发展质量,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     

北欧国家发展社区服务的经验和启示

"社区服务"这一模式,通常被理解为通过当地社会组织和基层社会网络为居民提供福利服务,以满足他们在养老、儿童照顾、对残疾人服务等方面的需要.这一模式常被看成是"公共服务"模式的对立物.然而,在北欧国家,社区服务与公共服务体系融为一体,政府对居民的福利状况负有最终责任.本文将从家务服务、老人看护和儿童照顾这三个方面来阐释北欧国家社区服务模式的这些特点.文章展示了社区服务与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所具有的复杂关系,并揭示了这一模式得以确立和运作的制度背景.这一研究不仅对理解北欧国家社区服务经验具有意义,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把市民社会中的社区组织与公共机构的作用协调起来,以便为居民提供有效的福利服务.文章把北欧经验放到国际背景中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北欧经验对于中国发展社区服务的启示作用.     

立足职能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

康复辅具的功能作用 康复即恢复健康,最主要的是能力恢复,恢复了健康并不代表能力恢复并正常参与社会.具体细分,康复服务的手段可以分为医疗康复和辅具康复,医疗康复主要采用药物、手术的治疗手段进行康复;辅具康复则是利用辅助技术将辅助器具产品因人而异地配置于残障人,起到补偿或替代身体障碍的功能,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融合,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意愿.因此,康复辅具是帮助身体功能障碍者,特别是身体功能性衰退者回归社会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手段,对于某些残障者来说,配置辅具甚至是唯一的康复手段.     

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侠气与民情：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

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帝国的冲击不仅体现在财政税收、人口、土地关系等社会结构要素上,更重要的是人心与世风之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民情基础。这一世风丕变特别体现在：地方为应对太平军冲击而进行的军事化运动中伴生的失范型暴力,是以“任侠之气”的精神伦理作为军事动员的内在组织原则而导致的后果。“侠气”这一精神伦理以“力”的无限扩张为法则,与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宗法、乡礼、师道以及凝结在地权上的依附关系形成巨大张力,由此造成军事化组织与国家政治的背离。“力”的无限扩张法则打碎了帝国政治所依赖的身份与等级结构,导致了夷平化的社会形态出现,从而对传统政治治理构成挑战,并最终召唤了用现代革命的方式推进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时代的到来。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

兼具社会改造理想与实践的社会组织,会在其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与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何种碰撞,其结果如何,是理解公益组织社会行动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生产社会”的议题出发,通过对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扶贫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严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而该组织甚至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再生产的空间。由此,本文试图回应公益社会实践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实践走向“生产社会”,并希望引发对行动实践效果的反思与关注。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

当前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隐秘却愈具影响力的角色,现有研究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命题出发,探讨市场转型中中国是否出现了一个自主并与国家权力抗衡的社会阶层,由此,已有研究得出基本一致性的判断,由于私营企业主与国家之间共享政治价值和共享利益,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依附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共谋的社会阶层。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立足于“私营企业主”在民主转型中角色的阶级想象,而过于关注私营企业主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从而忽视了深入剖析和探讨私营企业主对于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因此,深化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关系及其政治影响的认识,需要从“民主转型”转向“政策影响”的主题。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Models of Disability, Work and Welfare in Australia

In discourse around disability there has been a shift away from a ‘medical model’, which perceives disability as an individual problem to be ‘cured’ or contained, towards a ‘social model’.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 locating the required interventions within the realm of soci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Drawing upon a small qualitative study conducted in Melbourn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recent plans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mutual obligation requirements for recipients of the 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 (DSP) sit in tension with this shift from the medical to the social models of disability. Mutual obligation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income support recipients need to be taught how to be more ‘self‐reliant’,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more fully and to become ‘active’, rather than ‘passive’, citizens. This language appears to overlap with that used to articulate a social model, which places emphasis on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attempts a shift away from reliance o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However, examples from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current and former DSP recipients demonstrate that, in practice, mutual obligation is likely to reinforce a medical model of disability, frame DSP recipients as ‘conditional’ citizens and ignore the obligation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regarding access and inclusivenes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