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可行能力视角看待障碍:对现有残障模式的反思与探索

残障研究经历了个人模式-医学模式-社会模式的发展历程,社会模式对残障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革命性的解释,大大推进了残障人士权益的发展。但上述模式都将关注点放在障碍产生的原因上,而这可能会强化原因与作为影响的障碍之间的固定联系,进而加重刻板印象以及弱势地位等问题;此外,以原因区分障碍的做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人们在现实中遭遇的障碍,在认识、分析和处理障碍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和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将关注点从障碍产生的原因转向障碍本身,以可行能力受限或者受损看待障碍,将原因和障碍真正“解绑”,从而超越“医学模式-社会模式”“社会隔离-社会融合”“优势-劣势”这些不合理的二元对立。基于这样的转变,我们可以为消除障碍找到更加精准、更具有整体性且更加有效的办法。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残障观的多元范式与残障研究的转向--兼评《残障权利研究》与《障碍研究》

医学模式、社会模式以及尝试超越二者的普同模式,构成了考察残障的多元范式。本文借助于台湾综合性的残障研究著作,探讨我国大陆残障研究尝试理解和转化国际残障研究中知识、理念的努力。对于中国的残障研究而言,关注残障者的主体性并反思残障研究的隐含假定是残障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反思框架,亦可以作为寻求突破的方向。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根据长期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提出“社会底蕴”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 “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而对这一“底蕴”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反思不无相关。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福柯对伊朗革命持支持立场而被人称为他的“叙拉古问题”。他为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性”所着迷，然而遭到了知识界众多批评和指责。本文尝试理解“政治精神性”，并对福柯所持的赞许态度做出明证。通过分析福柯1978年以及之后的思想著作，文章试图阐明福柯支持“政治精神性”的两种层面，它体现出人的集体意志和超越世俗性的力量，在福柯眼中它们就是反抗西方理性政治的有力武器。加上福柯对多元文化的偏好，造就了他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态度。“政治精神性”同时联系起了福柯思想中后期从政治到主体的两大元素，他从政治领域的“生命政治”到伦理领域的“自我技术”，都在探究个人如何转变其自身主体性，并沿着主体性实践开展他的现代性研究。福柯并非完全正确，但他借伊朗革命所体现的政治精神性，为公共政治领域讨论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实践视角的新立场。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高校里的新传统主义——由“校长日”制度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为研究中国单位制度建立了新的范式,奠定了研究计划时期中国大陆工厂与政治的基础。高等院校作为转型期计划体制最后的阵地之一,还留存着不少计划时期的特征。本文试图借助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模式,以某高校“校长日”制度为切入点,考察学校与学生的关系,透视高校内部的社会结构,探究高校管理秩序建立的基础和校内各方行动逻辑,从而为研究高校等大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种微观的、经验性的视角。     

滕尼斯的“新科学”:“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人类学学科领域从传统的部落社会研究扩展到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两位人类学家为这一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本文梳理了这一过程的学术史,认为是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导致两人不约而同发现“乡土”社会。两人都对文明社会研究进行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拓展：在处理社区多样性方面,费孝通使用类型比较法,雷德斐尔德则提出了乡村-都市连续统模式;而在纵向社会结构方面,两人都提出类似的城乡一体的整体社会结构模式。本文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并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了评述。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

既有的多立场的“关系”理论存在着一种去关系化的实体主义思维倾向,因而未能看到“关系”的关系性,从而无法有效地理解“关系”的动态过程,即关系情境和行动者不断反复进行的互动过程,因此这种理论无助于人们全面地掌握和理解“关系”和“关系”现象。本文认为,分析“关系”和“关系”现象问题还应当结合关系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关“关系”动态过程的理论架构,最后本文强调对研究方法学予以综合运用是把握这一主题的可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