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对性别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在文献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方面研究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参考G20峰会发布的数字经济测算工具箱,选用从数字设施、社会生活数字应用、数字技术创新及应用、数字技术相关就业及发展四个方面的多项指标,通过主成分法计算了2010—2017年38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并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高和数字经济发展将缩小性别收入差距,但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不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减小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1985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呈扩大趋势,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也不断提高.1985--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平均贡献率为15.48％.进入21世纪,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加快,超过农村和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差距贡献率也超过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20％以上,且基尼系数在2007年越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因此,政府在制定缩小收入差距的分配政策时,应对防止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予以关注.     

浅析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表现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这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阻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贫富分化已刻不容缓。本文主要对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及其表现进行深入探讨。     

推进社会性别预算的路径选择与保障机制——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考察

社会性别预算是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社会性别预算,重新审视包括公共预算在内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推动性别平等和公共预算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性别预算并非要求财政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平均分配,而是通过分析预算决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对公共预算做出社会性别敏感回应,从而使公共预算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提升预算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社会性别预算在中国的推进,大体有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政府财政部门主导型和人大主导型三种路径,在实践中需要循着因地制宜选择试点模式、开展交流培训、健全分性别统计制度等发展路径加以展开.同时,还应从规范法律政策体系,增进预算透明度,加强预算能力建设,搭建合作平台等方面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基于1992—2009年经验数据的考察

本文基于1992—2009年经验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E-G两步法、协整分析、误差修正、GRANGER因果关系等方法就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并使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而城乡消费差距的存在又会引致城乡财产性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失衡,并通过城乡财产性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的相互叠加与强化对居民消费产生持续的负面冲击。据此,本文提出缩小当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提振农村居民消费信心的相关对策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在中央政府大力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将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还加剧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速了资本深化进程。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务——对广东省女性服务项目的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女性服务,是否促进了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回顾了女性服务在价值取向、需求分析、介入手法等三个方面的要求,并以妇女为本、女性的三重角色、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外化问题、互助小组、集体方式、男性参与和女性参与等八项标准来考察77个女性服务项目,以理论的透镜对我国女性服务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和反思,探索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服务的广东经验.研究发现,女性服务的项目设计普遍缺乏社会性别理念,项目给女性带来的效果也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认为,女性服务的使命就在于实现性别平等从而真正改善女性福祉,而女性服务设计的核心在于社会性别理念,这正是对社会工作者性别敏感度的考验.要让服务真正有利于女性,必须培养社会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并建立有社会性别意识的资助和评估机制.     

话语对社会性别的建构

人们所说的、所写的语言符号———话语具有社会性 ,是性别化的。话语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 ,体现社会关系 ,定义社会位置。话语是历史的产物 ,叙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与符号价值。话语分析是将话语视作“研究对象”加以剖析。这种研究是多方面的 ,在性别研究领域使用话语分析有助理解社会对性别气质的建构过程 ,特别是通过用词分析、叙事分析和对话语中权力关系的分析理解话语在日常生活层面构成的性别压迫。 1 949年以后 ,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直接作用于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 ,作用于妇女的行动、性别关系和社会位置。     

市场化改革与腐败治理：基于微观案件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的腐败现象也呈增长趋势。本文通过对1993—2013年3 843个腐败案件的分析发现,那些具有配置资源权力的官员出现腐败问题的可能性更大,程度也更严重。这一效应在官员的任职领域正处于市场化改革阶段时被放大,但随着改革的完成而大幅度减小。市场化过程中腐败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或不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市场化本身。因此,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才能清除权力寻租的土壤,进而遏制腐败问题。     

区域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研究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     

From State Dominance to Market Orientation: The Composition and Evolution of Gender Discourse

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是构成性别话语的三个基本要素。从改革开放前30年到后30年,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发生了明显转型,由国家主导的“泛政治化”模型转变为市场导向的“泛市场化”模型。市场化一方面改变了国家话语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话语和传统话语的结盟。转型后的性别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素质话语,它不再表现为一种由国家建构的、在实践中打了折扣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神话,而是表现为一种在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的诉求中利用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各方力量平衡做出主体选择的精打细算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性别话语转型市场化建构

State, marke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e three fundamental elements constructing gender discourse. The three decades before the initi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and the three after have witnessed a clear transition in gender discourse in Chinese society, from state‐dominated pan‐politicization to a pan‐marketization orientation. Marketization has change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state discourse and led to an alliance of market discourse with traditional discourse. The changed gender discourse is essentially a discourse of quality, one that is no longer presented as an ideological myth of equality constructed by the state and discounted in practice but as a set of deliberate response strategies which are adopted to make independent choices balancing the three forces of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midst of appeals for modernit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收入差距测度及分解方法述评(英文)

本文按研究对象将收入差距划分为总体收入差距和组群收入差距两大类,从收入不平等、极化和组群收入差距三个层面梳理了收入差距的测度及其分解方法。其中,收入不平等侧重于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刻画;极化着眼于收入分布中的“聚集”或“扎堆”现象,其衡量指标大体上可分为两极分化测度指标和多极分化测度指标。在收入差距的分解上,Shapley分解和组群收入差距的分布分解方法都是较为前沿的研究领域。文章还强调了各种收入差距衡量指标或分解方法的适用性和针对性,以便有的放矢地选用合适的相关指标和方法,更精准地探寻收入差距的成因。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基于来源视角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财税制度选择

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有所增加,城乡基尼系数逐渐下降。但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和现行财税制度仍制约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因而,为增强财税制度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应构建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模式,完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健全房产出租的税制体系,开征资本利得税并增加财政三农支出。     

Gender Identity and Social Services: Barriers to Care

ABSTRACT

Transgender people seek social services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is literature review highlights needs assessment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N = 30) from the last 16 years that demonstrate the many ways in which social services are further revictimizing transgender people. Studies indicate that transgender people often encounter ignorance, hostility, and transphobic environments while attempting to access social services, and these environments can dissuade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gaining needed care.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address these inequalities and include simple measures that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can begin with to make their services more transinclusiv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dress the bias in social services more directly and also develop a clear plan of action and best practices to help agencies remove discrimination from social service 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