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的书写范式及其文体面相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踵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同时,单篇女性传记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类型。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从“文史异辙”看“正史”传记的缺憾

本以古代“史异辙”的史学观念为切入点,剖析了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传记所普遍存在的病症,如作家主体意识的消退、人物形象的干瘪、语言的枯淡等,并指出了对“正史”传记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所在。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论古代传记的写作目的

古代传记的写作目的，是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对古代传记的写作目的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古代传记作者除了司马迁具有自成一家之言的传记写作目的之外，其他传记作者都是以扬善惩恶，有至于教化，有利于借鉴为传记写作的主要目的的，而很少有人从美学欣赏的角度来确定自己的传记写作目的。这就使传记成了“载道”、“征圣”的工具，从而严重阻碍了传记文学的发展。     

论蔡元培的传记写作

蔡元培并不是一位以写作传记而闻名的文学家,但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在接受启蒙教育和“自由”读书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良好的传记写作素养,逐渐形成了对中国传记文化的认同感.随着政治革命、教育革新等活动的展开,他更是积极写作各种人物传记,其中的革命家传和亲友传最具特色.晚年在胡适的影响下用年谱体写作自传.尽管蔡元培的志向并不在传记写作及研究上,此外亦无十分深刻的传记理论见解和非常自觉的现代传记文体意识,但对中国传记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论“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构

“新历史小说”是以与“用艺术手段再现历史的真实”的逻辑小说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重构自己的言说机制和价值系统的,其“非正史”的叙事立场,不仅表现了写作“新历史小说”的“新写实”和“先锋派”作家们新的历史观念和审美倾向,也折射出了这些作家面对当代生活的边缘心态。     

论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传记

司马光不仅擅长写作史学巨著,同时也擅长写作单篇的传记文.他的文集中留存有几篇传记文,包括伟人传、平民传、寓言传和宠物传等.这些传记具有宣扬“仁义”的鲜明特色,可视为北宋单篇传记的典范作品.     

穿越时空的“私人化写作”——从苏青热到林白现象的文学反思

苏青和林白是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女性作家,并且成名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然而笔者发现,就是这两位不同时空的女性作家在创作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私人化写作”倾向。文章试图以两位作家为基点,论述其不同语境下的独特的“私人化写作”,从而揭示“私人化写作”这一独特的景观对20世纪女性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三国典略》考

《三国典略》,唐初时人丘悦著,现已亡佚。根据有关唐代的各种历史文献,对此书作者的生平、撰写的历史背景、流传情况等作出比较详细的考证;并以书目记载为基础,全面分析佚文的内容,对此书的体例、特点、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等作一综合研究。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论中国哲学“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

“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解释学方法之一 ,它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 ,而是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 ,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也包含深刻的奴性内蕴 ,限定不足的“六经注我”还容易导致解释过程的随意性和解释结果的虚假性     

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论传记文学的想像、夸张与虚构

从《史记》的《高祖本记》、《淮阴侯列传》、《项羽本纪》、《李斯列传》和《左忠毅公逸事》等古今优秀传记文学作品以及当代传记文学作家马可、郭保林及胡辛等运用虚构和想像的实例,同时结合一些文艺理论家的论述及作者自身在传记写作中的实际体验来看,传记文学是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像、夸张乃至虚构的。同时,传记文学同小说在进行想像、夸张乃至虚构时是有其不同之处的。     

浅谈和歌修辞法之一——本歌取——以《新古今和歌集》为中心

本歌取是日本传统诗歌形式——和歌的一种修辞手法。与汉诗中的借典手法不尽相同。它产生于万叶时代 ,在历代御撰和歌集中鲜有收录 ;然而 ,在 30 0多年后的《新古今和歌集》中 ,运用了本歌取的和歌却随处可见。本文作者对此深感兴趣 ,探索了其兴盛的原因 ,并主要以《新古今和歌集》为例 ,介绍了本歌取的种类及方式。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