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方法探析

在中国古代社会,立法解释作为一种有权解释,它与法律相伴而生,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对立法解释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日臻成熟,故立法解释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中国古代立法解释的方法可划分为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及特别解释这么几大类。     

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探析

中国古代的立法解释与法律相伴而生 ,并在法律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解释主体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由于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技术的日臻成熟 ,解释的方法亦多种多样。这些都突现出了历代中国对立法解释的重视     

法官如何解释法律:基于三年醉驾入刑实践的反思

醉驾入刑实践三年有余,量刑存在“虚实不定”与混乱现象。立法者的醉驾入刑命题在量刑问题上并未被实现。法官们受制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解释前见,对醉驾案件采用妥协解释策略,既遵循法律形式主义进行犯罪宣告,又遵循实质解释标准对量刑问题自由裁量。混乱的量刑所承载的法官自身意志对立法目的的异化值得深思。醉驾量刑中法官们的解释过程反映出法治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促使法官们合理解释法律,从而有效实现立法目的。     

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关系探析

我国正式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只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其实质都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这显然与法学方法论研究者所讨论的法律解释即法官解释大相径庭。尽管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在涵义、性质、解释主体、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并且二者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实现衔接与合作。此外,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以及立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广泛性等也都证明,法官解释无法取代立法解释的地位。     

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的区分标准

我国在长期的法制建设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并存的法律解释体制,但因其区分标准的模糊等原因导致具体应用解释长期变相"承担"了立法解释功能,从根本上违反了我国《宪法》与《立法法》所确立的法律解释权限,应从本质属性、适用范围、解释方法与解释的规则等方面确立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的区分标准。     

美国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评估探讨

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评估即是政府机关或其他主体对立法制定与实施的成本与效益进行评价衡量,是立法评估的主要内容之一。美国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评估,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并通过一系列的总统行政命令加以保障。在立法前对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进行预评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立法的可行性、有效性,对立法实施的成本与效益评估可以为法律进行废除、修改提供决策依据。     

完善我国法律解释体系探析

针对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了研究,指出解决问题和不足的关键不在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作细枝末节的修理,而在于对其进行重新架构,并且认为这一架构的重中之重是对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以使整个法律解释体系和谐,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论中国刑法中的扩大解释

无论是在类推适用的旧刑法时期,还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以后的新刑法时期,扩大解释都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刑法中扩大解释的目标与一般法律解释无异,是以探究立法原意为指向。立法原意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时所意欲表达的意思和目的;动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后所认可的法律用语的变更与发展。合理的类推解释应当并入扩大解释,扩张后的扩大解释的界限仍是罪刑法定原则,具体以刑法规范对解释的形式约束为判断标准。     

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是刑法解释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刑法理论界存有争议,主要集中在: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之间、刑法司法解释和刑法立法解释之间以及刑法立法解释之间是否存在溯及力。刑法立法解释并不涉及溯及力的问题,无需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隐性立法者：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

在以建构主义为特征的大立法时代,中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者基于其专业技能,借助法制工作委员会这个特殊组织,在立法规划(计划)、法案起草、协助法案审议和立法适用解释四大场域悄然发挥了立法者所不及的关键性作用,成为“显性立法者”之外的“隐性立法者”。显然,这些“隐性立法者”对中国立法的实际作用需要正视和重估。但立法工作者以辅助者的身份对立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又存在深层的正当性难题。从专业主义角度看,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此舍弃立法工作者,而在于构建立法者与立法工作者之间的信息均衡,达到两者技术意义上“对立的契合”。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对我国当前九个刑法立法解释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均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这一立场具有两个积极功能 :合理入罪,促进刑法的规范正义;适当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文章认为《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立法解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学界当下的关注点不应再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存疑，而应将重心放在如何合法行使司法解释权上。     

大湾区立法进路下的法理学思辨与定位

大湾区的法制建设是实现其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立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不能脱离坚实的法理基础。中国大湾区的法制建设环境面临着整合式的经济发展背景，而粤港澳大湾区所属的法域地区还呈现出多维化态势。面对"纲领式立法论与详尽式立法论""顶层式立法论与平行式立法论"和"回应式立法论与程序式立法论"三组法理争辩，中国在对大湾区进行相应立法活动时应采用比较研究法：首先充分分析并借鉴域外湾区的立法理论及其所形成的湾区立法模式，而后得出"我国大湾区范围内法律法规的制定应以纲领式立法论和回应式立法论为支撑，并将其作为规范出台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结论。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要采纳平行式立法论以尊重港澳两地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在浙江大湾区内要发挥顶层立法理论的优势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     

论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适用

行政解释、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都属于我国的有权解释,但在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权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相冲突的现象。要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适用问题,就要采取以下措施: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构建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人民法院在尊重行政解释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审查;强化司法审判的终局效力,保证司法独立;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