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现状分析

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之一,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行政参与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并进而分析了这种状况的原因。     

刍议我国行政问责制中的公民参与

近年来,行政问责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公民参与问责是异体行政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备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的缺失,使得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文章从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性出发,剖析了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现实困境,并针对性地就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究。     

公民参与决策与遏制腐败

从公民参与决策对遏制腐败的可行性着手,指出政务决策公开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促进透明政务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起到有效遏制腐败的目的。同时指出我国政务决策公开中存在公民认识误区,公民参与决策的角色定位错位及公民参与决策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提出通过公民参与意识的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参与机制的构建等途径,以期能对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提高行政效率,遏制腐败并为最终达到理想的公共治理模式起到促进作用。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之有效性分析

在关注公众参与具有重要价值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如何实现参与的有效性。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在我国面临的现实困境为:行政决策机关民主意识淡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能力不强,相关的制度设计不完善。只有在树立客观务实的理念、推进制度环境建设的基础之上,通过合理设置参与之范围与限度、有效选择参与之公众、优化参与之程序、完善参与之信息公开、健全司法审查制度,方能逐步实现公众有效参与的目标。     

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作用及其限制性因素分析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有关公民参与的研究既有政治学的视角,也有公共行政学的视角。公共行政学视野里的公民参与研究涉及到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全过程。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表达利益需求,使政策更具有回应性,更符合民众的需要。公民参与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却受很多因素的限制。因此,对公民参与的作用需要作辩证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政策过程中融入有效的、积极的公民参与。     

浅析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适度性

当代民主政治潮流下,公民参与在公共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事实决策中,匮乏的公民参与和过度的公民参与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适度性应成为公民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不适度的公民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在分析公民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依据公共决策的不同性质,确定公民参与的程度。     

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道德能力

现代化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指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自主决定公共政策的议题、程序,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对公民社会的自治,这种参与要求公民具有理性的自我认识能力、基本的正义感能力以及形成合理的善的观念的能力作为前提.公民的这些道德能力的形成的保证是公民拥有参与公共活动的基本财富与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基本形成.     

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其突破——对S商店拆迁中公民参与的个案研究

S商店拆迁的典型案例,真实再现了城市拆迁中公民参与过度与利益表达受阻的双重困境,缺乏畅达互动的沟通机制是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社会自治性组织的发展有助于摈弃政府与公民间"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推动两者之间新型利益合作机制的形成,也能对城市拆迁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发展起到程序性保障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是破解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困境的基本路径。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公民参与: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应有之义

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公民在意见表达、参与水平、及参与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应从公民参与的制度层面、政治文化层面、组织规模层面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水平,特别是要保持公民参与和政府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公民网络参政的现实考量

阐述了公民网络参政的依据与意义,介绍了公民网络参政的主要方式以及公民网络参政的主要特点,分析了当前网络参政的局限性,提出了建立良好的网络参政秩序:(1)建立网络参政的法律体系;(2)健全网络参政的监管机制;(3)提升网络参政主体自身素质。     

公共决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研究

论述了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政府治理中将公民的力量导入公共决策的体系,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是我国目前形成良好政治生活状态的趋势。,同时指出由于存在抵触行政绩效、参与者是否平等和社会能否共善等难题,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备受挑战。因此,从公民参与的正当性以及困境的摆脱来证明其可操性,为公民的有序参与提供有效途径对我国的科学决策有显著意义。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本文收集了1995—2007年,福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简称ELES）,运用EVIEWS软件,建立消费函数、计算并分析恩格尔系数、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基本需求、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等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类型化认定研究

由于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缺失,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由此造成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困局。在构建与完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过程中,必须注重责任追究认定实践中典型问题的化解。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重心放在集体决策、上级干预决策、经听证决策以及党政联合决策失误的责任对象认定上,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杜绝上级不正当干预决策,强化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的责任承担,健全党内责任追究制度。唯有如此,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才可能准确到位,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才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国内行政主体理论的创立及其变迁

国内行政主体理论的变迁可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4个阶段。国外行政主体理论的引入在前3个阶段为国内行政主体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国内行政主体理论从一开始就与国外行政主体理论存在较大背离，因而它虽然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社会变迁和理论发展，其固有的内在缺陷也逐渐被发现，并由此步入了转型期。     

论中国海洋行政执法主体

目前中国没有一个涉海部门能够有效实施海洋综合管理,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效率不高。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弊端甚多。介绍美、日、韩等国的相关海洋管理组织,重点介绍韩国的实践及理论研究情况,然后比较中国海洋管理现状,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我国企业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战略成本管理是适应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以及改革传统成本管理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成本管理方法.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总结出我国企业在实施战略成本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如对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理解不到位,价值链分析和SWOT分析不充分,信息有效性不足,战略成本管理方法和人力资源管理落后等问题.针对问题实际,从更新观念提高素质,组建战略成本管理部门,搭建企业信息化平台,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改进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措施.     

“成本—收益”视角下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行动者是否选择参与及其参与动力的高低,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解读、计算和比较。参与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负面的心理体验、他人不参与而被转移的成本、参与中所承受的参与风险以及“不参与成本”和退出参与的成本。参与收益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公共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对参与过程本身的积极体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补偿、参与认知与参与效能感、搭便车、选择性激励、共同体社会资本以及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公共参与的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 的分析框架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中国参与

在中国传统刑法规则领域内,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面临法律机制失灵的困境,与信息社会蓬勃发展以及居高不下的网络犯罪率形成巨大落差。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困境归因于国内法的制度掣肘与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鉴此,须站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为主线,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现实需求为牵引,构建"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二元并重的法律归化方式,推进中国互联网法院能够拥有对跨国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管辖权,进而填补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盲区,改变"空想式"爱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中国刑法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实质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