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

公羊学是研究阐述《春秋》大义的一个学术流派。经汉代董仲舒的发扬光大而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公羊学在两汉时期的兴盛多少带有依托政治的意味,因此公羊学常常会在政治实践中被视作理论依据,从而形成两汉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东汉时期,公羊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冲击。但经李育、何休等人对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发挥和总结,最终构建成完整的公羊学理论体系。     

论庄存与的治经特征及传承

庄存与是常州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董氏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完善了何休公羊传注的＂三科九旨＂,创建了清代公羊学的体系。庄存与在治经解经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又兼采古文今文经,建立清代公羊学研究体系。他的两位再传弟子刘逢禄和孔广森也很好地发展了这一特征。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之“匡何”与“从《榖》”

清嘉庆、道光以后,《公羊》学再度复兴,其中,刘逢禄是清公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公羊》学的复兴过程中,刘逢禄一方面以复古相标榜,以回到西汉何休对《公羊》义例的诠释为目标,另一方面,对《梁》也多有折衷取舍,甚至据《梁》来驳正何休之说,从而多少表明刘逢禄受到中唐以降“折衷三传”之《春秋》学风的影响。     

何休《公羊解诂》质疑略说

何休的《公羊解诂》是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却也遭到了后世学者很多的批评。主要的批评路径有三条,一为订正训诂,一为据《梁》和《左传》批评《解诂》,一为依照自造之体系批评《解诂》。这里着重分析了后两种路径,指出了其中的方法论错误,并以为批评何休之学说,应当从其体系内部入手,发掘其中的义理失误问题,并举出两例,详加辨析。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校勘”界定新说

30年代陈垣先生所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是“标志校勘学建立的里程碑”。尤其是书中卷六《校法四例》总结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校勘方法,现已成为众所公认的校勘基本方法。对于其中的“本校法”,他说:     

何休对《公羊传》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发展

何休所阐发的以三科九旨为代表的条例法则,使《公羊传》的书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不断变化、进步的发展进程;他对《公羊传》书法的扩充,使《公羊》书法更为繁富、系统,并使其褒贬惩劝功能得到加强;他运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探求《春秋》书法,并把书法的探求看成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衍,从而使书法不断条例化。     

何休《公羊解诂》的君主论思想

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借《春秋》史事,以公羊家的视域,阐发了其有关君主及君主政治的思想和理论。其君主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为核心,要求君主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以孝、廉、信表率天下;主张"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提倡重民用贤的德政;在君臣关系上强调"以道事君",甚至提出君臣之间存在"朋友之道";在君位传承上则坚持以嫡长继承制为正道。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创立的“春秋公羊学”,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历史、政治学说。本文从对《公羊传》的分析入手,具体阐述了春秋公羊学的特点和内容,认为它明显表现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本而兼收儒、法、黄老各家思想的综合倾向。     

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三重逻辑——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相对明确和比较详细的阐述,标识着其唯物史观的萌芽,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与现实启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流派、观点或思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理性批判,成为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历史性出场的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复归人的本质、和谐人的关系、变革现实运动等方面进行的共产主义思想初步阐发,不但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今天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提供了重要启示。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信息哲学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全面阐释——《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评介

早在1980年邬焜教授就开始进行建构信息哲学的研究,是国内最早进入该领域的少数研究者之一。从1981年起陆续发表该领域的论文和著作。1982年4月,邬焜教授完成了《哲学信息论导论》一书的初稿,并以此书作为他在兰州大学哲学系就读4年的本科毕业论文。可以说,正是此书的完成标志着他所提出的信息哲学的初步建立。此书的内容为之后20多年他所从事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深层级的、最基本的观点、理论和方法。他在之后研究中所阐发的关于信息哲学的观点和理论都是此书所蕴含的基本思想的展开、延续和深化。由该书的纲要性内容写成的《哲学信息论要略》…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用文本比较为毛泽东《矛盾论》辩诬——以矛盾特殊性为例

《矛盾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著作,但经常受到历史虚无主义者们诬陷。面对诬陷,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积极反驳和论证,但都没有注重挖掘文本。为了彻底反驳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对《矛盾论》的诬陷,以矛盾特殊性表现论述为例,把《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苏联教科书进行了详实的文本对比,发现《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和苏联教科书在文本上根本不同,《矛盾论》中的思想远远高于《社会学大纲》和苏联教科书;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哲学批注到《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的成熟表达,可以证实《矛盾论》是毛泽东长期认真阅读、仔细思考的伟大成果;从《矛盾论》文本对中国教条主义的批判和中国革命出路的分析,可以看出《矛盾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斗争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根本不是《社会学大纲》或苏联教科书中可以抄袭或照搬的。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以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为视角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称为实践哲学。他在《狱中札记》中详细阐述了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认为实践哲学并不单纯地停留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上,更重视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教育,是一种灌输和传播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研究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由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引发

海昏侯墓新出《春秋》类简牍,据北京大学简牍整理小组的整理和释读,发现与《公羊传》关系密切。海昏侯墓《春秋》类简牍,反映了西汉中期公羊学的发展状况,折射出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依据所见汉代文献,对汉代人引用公羊学思想的事例进行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公羊学被广泛应用于当时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士人普遍引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对汉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评马里奥·本格的概念理论

评马里奥·本格的概念理论吴新忠马里奥·本格是加拿大著名科学哲学家，一直致力于建构一种“精确的唯物主义哲学”。他的代表作《科学的唯物主义》最集中和最显明地高度概括了他的本体论观点，阐发了唯物主义的系统实在论观点，并提出一种新的概念论思想。他以一连串的公...     

共产主义观：继承、延续与统一——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

国内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与“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对立。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进程的一种曲解。事实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未来社会观的新探索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共产主义理论并非“截然不同”或“根本对立”,而是一脉相承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继承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主义观的基本思想，揭示出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现实力量以及现实途径，还延续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未来社会观的表述方式，通过对异质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阐明共产主义理论。另外，《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均立足于唯物史观、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理论。准确地理解上述关系，有助于恢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主义观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史上应有之历史地位，更加全面、透彻地领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